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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情境分析到擴展案例分析 ——格拉克曼法律人類學方法論思想研究


劉順峰

早期西方法律人類學有關案例分析法的描述與闡釋具有明顯的知識論缺陷。格拉克曼提倡的擴展案例分析法,克服了傳統案例分析法的諸多缺陷。擴展案例分析法強調對案例做擴展情境分析,其淵源可追溯至格拉克曼早年提出的社會情境分析法。由社會情境分析轉向擴展案例分析,意味著格拉克曼法律人類學方法論思想的逐步完善。晚年格拉克曼開始對擴展案例分析法自身的局限性進行反思。無論是創設社會情境分析法,還是將其發展為擴展案例分析法,格拉克曼都想去證明部落社會的法律文明與現代工業社會的法律文明之間不存在本質差異。

關鍵詞:格拉克曼 法律人類學 社會情境分析 擴展案例分析 方法論

作者劉順峰,湖北民族學院法學院講師。地址:湖北省恩施市,郵編445000。

一、引論:問題的由來及實質

當盧埃林(Karl N. Llewellyn)與霍貝爾(E.Adamson Hoebel)合著的《曬廷方式:原始法中的沖突與案例法》于1941年在美國出版后,立即受到了人類學界、法學界的關注。格利佛(P.H.Gulliver)認為,該書的問世標志著現代法律人類學研究的真正開啟;而另一位著名的法律人類學家波士皮斯爾(Leopold Pospisil)則認為.該書開啟了一個以人類學方法去探究法律和文化關系的新時代。

從內容上看,該書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述由曬廷告密者敘述的53個案例;第二部分主要是兩位作者以法律方法對這些案例的具體闡釋。在學界看來,該書的一個最大創新在于其中提出的“麻煩案例”(trouble case)分析法。“只要細心地去探究麻煩案例,就會發現,其是最安全地通向法律發現的道路。它們的數據最確定,它們的數量最豐富,它們是最具有啟發性的”。在英國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的創始人格拉克曼(MaxGluckman)看來,“麻煩案例”分析法主要將焦點放在對特定的“案例”(cases)、“情境”( situations)、“事件”(incidents)等的關注上,其方法論淵源可以追溯至盎格魯一美國法學中的判例法(case law)。

如果說盧埃林與霍貝爾這兩位出生在現代工業文明國家的學者所創設的“麻煩案例”分析法,只是為如何借由案例來認識法律提供一個窗口,為現代殖民宗主國理解部落社會中的法律、政治、經濟等秩序提供一個全景圖,那么由格拉克曼所倡議后又加以修正的“擴展案例分析法”(extended case method),不僅意在讓人類學家通過案例來分析究竟法律在實踐中是怎樣被理解的、如何適用的,讓法學家找到案例背后所隱藏的歷史真相,從而建構起一個科學的法律事實,而且意在證明部落社會具有與現代工業社會一樣的法律文明。

格拉克曼的擴展案例分析法是如何對案例進行擴展分析的?格拉克曼早年提出的社會情境分析法與后來的擴展案例分析法之間有何關聯?這種擴展案例分析有無自身的局限性?回答這些問題,涉及的不只是對格拉克曼法律人類學方法論思想做一個學術史的條分縷析,同時還關涉對其方法論思想形成過程中個人經歷、時代背景、學術使命等的詳細考察。由此,本文的主要任務在于,厘清格拉克曼法律人類學方法論思想——從社會情境分析法到擴展案例分析法——的知識發展史,對其方法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做一個社會學的“知識考古”。

二、社會情境分析法:文化接觸的知識缺陷

在從事部落社會司法過程與法律文明研究之前,格拉克曼于1936至1938年間,在非洲南部的祖魯蘭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田野調查。之后,他以這段時間所收集到的材料為基礎,相繼寫了三篇論文。其中最為重要的或者說對學術界最有影響的就是第一篇,通常被稱為“橋文”(Bridge Paper)。

“橋文”中的一個中心詞,即是“社會情境”( social situation)。格拉克曼晚年在對其方法論思想進行反思時曾提到:“揆諸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社會科學發展史,‘情境,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受到包括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在內所有學者關注的——焦點理論。”⑤

(一)從文化接觸轉向社會情境

按照溫菲爾德(Chris Wingfield)的觀點,促使格拉克曼寫作“橋文”的直接動因乃是對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接觸觀點的質疑。

20世紀20年代,在英國人類學領域涌現出了一股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的思潮。引領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是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 Alfred Radcliffe-Brown)。歷史學家休·麥克米蘭( Hugh Macmillan)認為,馬林諾夫斯基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其開創的田野調查方法實踐,布朗最大的貢獻則是對結構與功能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他們雖然對前一代英國人類學家如泰勒(E.B.Tylor)和弗雷澤(James Frazer)的那種在躺椅上進行“臆測的歷史”(conj ecturalhistory)的思路展開了批判,但是始終堅信當代社會體系的功能在不參考歷史的情況下即可被理解。特別是布朗,他認為,歷史是不科學的,僅僅能夠回答“發生了什么”、“什么時候發生”這類問題,而無力回答更為重要的,如“怎樣發生”、“為什么會發生”這類問題。由此,彌漫于20世紀20-30年代英國人類學界的基本是一種新的范式,即“民族志的現在”(ethnographicpresent)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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