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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中的上海話


朱雨晨

進入到21世紀的今天,上海人提出上海話需要“保衛”,曾令無數上海人自豪讓諸多“鄉下人”不爽的方言,其興衰背后,見證的是中國社會的微妙變化

時光倒轉二十年,以姚明的明顯北方普通話的口音,要想獲得上海人的認同,恐怕是難以想象的。但姚明現在是上海的城市形象大使,也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上海人。
2005年以來,上海輿論界掀起一股“保衛上海話”的浪潮。上海人不會說上海話,上海人說的上海話逐漸不標準,成了一個問題。另一方面,近年來,上海話學習班的出現也時有報道,似乎上海話正處在一個上升過程中,正在逐漸強勢。
上海話到底怎么了?現狀如何?將會如何?這恐怕不是上海一地正在面臨的問題。

上海話“處境不妙”

上海市大同中學的幾位中學生,于2005年暑假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他們的調查結論是:“上海話‘處境’不妙”。學生們發現最應該使用上海話的地方,比如城隍廟的商鋪,上海老街,通用語言都是普通話。
參與調查的高二學生朱遠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個細節,他在某公園中和幾位老人攀談,發現有的老人在相互交談之中是用純正的上海話,而對自己的孫子,卻說起了普通話——雖然說得有些吃力。
參與此次調查的學生們說,他們在學校上課和課間交流時,都使用普通話,只有回家之后才會和父母說上海話。
“杜特上海話”培訓班的授課老師,上海大學教授阮恒輝向《中國新聞周刊》描述了滬語授課的現狀:“每一期大約十幾個學生。到現在為止辦了三年,我的學生前后大概是200人左右吧。不過,上海的其他類似培訓部,已經全部關閉,只剩我一家了。”
追究其他滬語培訓部倒閉的原因,阮教授回答說,學生數量不足是重要的一條。
2005年上海市“兩會”期間,市政協委員,著名滬劇演員馬莉莉提出建議,要求對上海話進行保護,因為她發現已經很難招聘到發音合格的年輕滬劇演員了。據說市委書記陳**對此做了肯定的批示。
上海話面臨式微,是上海官方、學者和民間共同的觀感。
這一現象不僅上海人正在面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振鶴對本刊說:“這方面上海還算好的。我最惱火的一件事,是發現廈門人之間基本不說廈門話,而說普通話。”

方言萎縮的政治原因

語言的變遷,都是隨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變遷而形成的。上海話的強勢地位直到文革結束才被逐漸打破。
上海市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老委員、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張斌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全國范圍內推廣普通話的力度空前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此有專門條款,上海的相關工作也在此時加大力度。而“保護上海話”的著名提倡者,上海大學教授錢乃榮說:“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上海從幼兒園到學校,開始統一用普通話授課,連課外也不準說上海話,甚至廁所里都不準說。很多學校對說方言的行為扣品行分處理。我看到有中學教師撰文說,現在是進了學校門,就到北京城。”
行政干預的另一個措施,是取消了幾乎所有廣播電臺和電視節目中的上海話內容。90年代初,完全使用上海話的電視連續劇《孽債》在上海大獲成功。但是第二部滬語連續劇在開播之前被叫停,后來只播出了普通話配音版本。從此,再沒有人投資拍攝類似的滬語文化產品。
文化學者朱大可認為,90年代以來,上海的定位被設計為“國際大都市”,握有強大行政權力的設計者對于“地方性”有一種強烈的恐懼,因而用“國際化”蠶食了“地方性”,“不僅僅是語言。比如建筑,被認為非現代性的建筑大量被拆除,然后用假的仿古建筑代替古建筑。”
而方言方面,朱大可感覺最突出的是上海話缺少了造詞能力。眾所周知,上海話中有大量詞匯來自英語的音譯,比如“沙發”的來源是英文單詞“sofa”,上海話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話,時至今日,用上海話讀“沙發”,發音和英文單詞非常接近,用普通話發音則相去甚遠。
類似的詞匯還有“嗲”。“這個字是根據英文單詞dear的讀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來也進入了普通話。但近二十年來,上海話的造詞能力嚴重衰退。只出現了一個語式‘不要太……’和‘搗漿糊’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新詞。我認為這一點和上海作家缺乏原創能力有關,而這種匱乏是和強勢行政力量同時發生的。精英階層無法提供具有方言特色的文本,加上方言的傳播被鉗制,方言萎縮就是必然結果。”朱大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上海學者們懷念上世紀30年代,那是上海話的黃金時期。錢乃榮教授說,當時英語中出現了什么樣的新詞,上海的作家們就意譯或者音譯,用到書面文本中去,通過當時上海極其發達的各種平面媒體進行傳播,然后進入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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