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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及其應對:關于底層寫作


劉川鄂
不滿及其應對:關于底層寫作
作者:劉川鄂


  新世紀文學的焦點話題
  
  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三重實境和語境混雜的當今中國,任何一個話題都可能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底層寫作”亦是。
  有文學便有對底層的關注,中外亦然。文學本是人類的良知,是人道主義的詩化表露,有良知的創造者總是滿懷對底層的關切和愧意。何況文學本是底層可以參與的創造物,如《詩經》,如大量的鄉歌民謠。可以說,在社會與文學發展過程中,對底層的關注始終自然地存在著。“五四”以來,中國作家受西方人道主義、啟蒙思想的影響,關注和描寫底層人民、底層群體,更成為了新文學的偉大傳統。魯迅、老舍、巴金、曹禺、茅盾、丁玲、艾青、張愛玲、趙樹理、路翎等,無不有描繪底層的厚重堅實之作,如同一座座界碑,標識著新文學的鮮明時代印記。
  1949年后,底層“翻身”,一個更具有主人公自豪感和更具有廣闊含義的“人民”概念取而代之;新時期文學急于“撥亂反正”,急于“回到文學自身”,話題多多,“底層問題”被淡化;而世紀轉型期的市場經濟大潮,在培養了一個富裕的貴族“高層”的同時更凸顯了一個相對貧寒的“底層”。新世紀以來,已成新文學傳統的“底層寫作”又成為了熱門話題。
  2002年,“底層寫作”零星出現,如劉慶邦的《神木》、林白的《萬物花開》。2004年,《天涯》雜志在文學界率先發起“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專題討論,對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社會分層的趨勢和現實進行探討。同年6月,《天涯》再度組織討論,將話題引向深入。2005年曹征路的《那兒》發表,“底層寫作”被正式命名,并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那兒》以及“底層寫作”成為文壇轟動事件。《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北大中文系等都曾經圍繞著“底層寫作”展開討論。2005年12月,新星出版社和新浪網聯合召開“多重視角縱深對話:關注中國農村婦女問題暨《婦女閑聊錄》研討會”,對林白文學寫作的轉型進行分析。林白以《在湖北各地遇見的婦女》等文章,表現她創作方向和個人精神的轉折。有學者指出,林白的《婦女閑聊錄》是一次把“上升”的藝術改變為“下降”的藝術的嘗試,要把文學從個人的高度“下降”到遼闊的生活世界中去。并由《婦女閑聊錄》反思所謂“文學性”問題。
  自此,“底層寫作”和底層關注變成一個主流的、時髦的敘述。直到去年底,在廣州召開中國小說學會第九屆年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底層寫作是2007年文壇的一個關鍵詞,它關涉生存、人性、鄉土、時代、人民等許多重大問題,受到作家和批評家的廣泛關注。
  “底層寫作”的概念如何界定?評論界各有說法。城市平民、農民工,還有更復雜的群體集合到這個概念之下,命之為社會底層。“小人物”是底層的主體。“他們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所以寫底層人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寫整個人類的一種體驗。“小人物”作為文學的重要寫作對象,如何去寫,是否去關注,是由一個時代的文學精神品質和道德形象決定的。還有人注意到了“為底層代言”與“底層自我言說”的差異,或者說底層寫作有“書寫底層”與“底層書寫”的差異。1980年出生的女詩人鄭小瓊,2001年來東莞打工并寫詩。不同于知識分子作家以底層視角描寫底層生活,強調為底層代言的“底層文學”,打工文學是身居底層的打工族描寫自身生活、自己為自己說話的文學。“他們從內心出發,回到自身的疼痛,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這些格式化了的經驗”。鄭小瓊等打工作者保持體制外寫作者身份,堅守底層的自我言說,給2007年中國文壇帶來了新的氣息。
  
  不滿及其應對
  
  在我看來,曾為新文學偉大傳統的“底層寫作”重新成為新世紀文學的熱門話題,不單是與傳統的對接和題材的轉換,而是對世紀轉型期的社會、文化和文學的某些負面現象的不滿和積極應對。
  當今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但人均財富占有量仍然很低,東南部沿海地區繁榮興旺而西北部廣大土地卻依然貧瘠。有人富得流油,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吃人體宴、睡性愛床,有人揀爛菜幫、賣血得艾滋病。跟這種不平衡頗為近似的是當下中國文壇:帝王風流、官場爭斗、古今豪俠是小說熒屏長盛不衰的熱點,畸情艷史、白領奮斗、小資情調是書刊雜志津津樂道的話題,游戲搞笑、男女私處更是不少作家樂此不疲的描寫領域。如同在時尚欄目里明星的婚戀緋聞比演技更受關注一樣,作家的性別、肖像、情史成了“賣點”、作品的藝術性反而不重要了。當然,也有不少寫底層生活如下崗工人、山區農民、打工族的辛酸痛楚的作品,但這些作家的“人氣”、這些作品吸引“眼球”的能力完全沒法跟上述作家作品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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