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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與中國新文學的敘事動力


李祖德

在中國新文學的生產中,存在著大量關于“農民”、“農村”的敘事話語。這些散布于中國新文學各個層面的敘事話語可以被視為一種“農民”話語。無論是在現代文學的敘述中,還是在當代文學的敘述中,“農民”話語始終都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種話語類型。在本文看來,在這些“農民”話語中,正潛藏著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敘事動力。基于此,本文要討論的正是“農民”話語與中國新文學的敘事動力之間的歷史關系和意義關系。在本文的考察中,從早期新文學對“國民”、“國民性”的想象與敘述,到當代文學對“人民性”的建構,這一線索勾勒出了中國新文學敘事動力的產生、發展、突破和轉向的過程。
那么,在“農民”話語的敘述中,中國新文學的敘事動力有著什么樣的歷史?又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對于中國新文學的兩個階段——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來說,對“農民”的敘述是否源于一個共同的歷史基礎和歷史想象?它們各自的敘述又存在著哪些方面的差異,之間又有什么歷史關系?相對應于20世紀中國現代性知識與思想的發展和變異,它們各自對“農民”的想象和表達又在哪里出現了分野?本文針對中國新文學關于“國民”、“國民性”和“人民性”的想象進行描述和分析,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一、“農民”話語與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敘事

中國新文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新文學也是20世紀初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現代性方案。在這個現代性的進程當中,新文學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它企圖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或提供一種民族主體性,因為民族主體性的獲得是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這種民族主體性也就是新文化運動,早期啟蒙主義者所尋找的“國民性”。對于一個正處在形成過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來說,無論是歷史敘事,還是文學敘事,甚至創世神話、民間傳說,它們對“國民性”和“新國民”的想象,甚至所敘述的民族故事,都是提供這種民族主體性的一種重要方式和可能性。同時,這些想象與敘事本身也是塑造“國民性”的一種話語實踐。因此,塑造一種民族主體性或日新的“國民性”也就成為了早期新文學最重要的一項現代性啟蒙工程。
對于一個具有幾千年鄉土歷史和鄉土文化基礎的中國來說,“農民”是歷來的文學藝術的重要的表達內容。在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中,“農民”自然成為新文學改造“國民性”和塑造新“國民性”的話語領域。對“農民”形象的想象與重塑,成為中國新文學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基本歷史起點。歷史地看,無論是對于20世紀早期新文學的啟蒙敘事來說,還是對于往后的蘇區文藝、延安文藝和解放區文藝的革命話語來說,“農民”都只是一個等待被喚醒和啟蒙的歷史主體,它還沒有完全參與到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來。因而,新文學的現代性任務就是要喚醒這一主體,并將這一沉睡的主體納入到建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工程當中,或者是要將這一主體納入到民主革命的歷史和現實斗爭實踐之中,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想象關系和現實的“意義秩序”。至少,新文學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在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首先要把“農民”納入到建構“國民性”這一歷史進程當中。“因此,必須把‘中國’造出來,將處于自然狀態、紛紜復雜的傳統中國社會講進一個有開頭有結尾的故事中去,也就是說要找到‘中國’在‘歷史’上的位置,這個時候敘事就開始了。”這一方面是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新文學自身尋求現代性的過程。歷史、社會和革命的現實同新文學一起在敘事與話語中展開了現代化的雙重運作和現代性同構。
因此,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革命為新文學展開其“農民”話語提供了一種敘事動力。這種敘事動力是嶄新的,是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舊文學的。這樣,新的“國民”就被敘事和話語組織起來了,同時也展開了對新的“國民性”的想象,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至少是一種現代觀念,憑借敘事和話語的作用而漸漸形成。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說,對“國民性”的想象,包括對“農民”形象的重塑,既是中國新文學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現代民主革命的歷史起點。這正是20世紀中國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的雙重任務的現代性同構。
新文學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這種新“國民”和新“國民性”的訴求正來源于他們對“傳統的”、“封建的”“農民”的想象和認知。在他們的敘述里,“農民”總是和保守、愚昧、落后、狹隘、自私、麻木、純樸、善良等等具有修辭性的詞匯聯系在一起。對“農民”的敘述也主要是由一批具有啟蒙主義理想的文學知識分子進行的。在新文學肇始之初,“農民”這一現代化的對象,也就進入了新文學的敘述視野和敘述框架之中,成為文學與知識的對象和表達內容。“農民”也因此而成為他們尋找新“國民”和新“國民性”的主要題域。文學作為一種想象和敘事,和歷史、宗教、民間傳說等等敘事一樣,是建構“國民性”或者民族主體性的一種基本途徑。因此,現代民族國家——民族主體性/“國民性”——文學敘事——“農民”話語,在中國現代性的思想邏輯之中,就建立起了一種因果關系。從新文學和啟蒙主義知識分子自身的理想和目標來看,這種因果關系反過來(“農民”話語——文學敘事——民族主體性/“國民性”——現代民族國家)也成為了一種具有歷史合目的性的現代性思路,也就是說,其最終目的是要建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新文學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文學的現代化要求也因此和對“農民”/“國民”的現代化要求和想象同時展開了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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