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农民”与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动力


李祖德

在中国新文学的生产中,存在着大量关于“农民”、“农村”的叙事话语。这些散布于中国新文学各个层面的叙事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农民”话语。无论是在现代文学的叙述中,还是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农民”话语始终都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在本文看来,在这些“农民”话语中,正潜藏着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叙事动力。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农民”话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动力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意义关系。在本文的考察中,从早期新文学对“国民”、“国民性”的想象与叙述,到当代文学对“人民性”的建构,这一线索勾勒出了中国新文学叙事动力的产生、发展、突破和转向的过程。
那么,在“农民”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动力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两个阶段——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来说,对“农民”的叙述是否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基础和历史想象?它们各自的叙述又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差异,之间又有什么历史关系?相对应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知识与思想的发展和变异,它们各自对“农民”的想象和表达又在哪里出现了分野?本文针对中国新文学关于“国民”、“国民性”和“人民性”的想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一、“农民”话语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

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也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在这个现代性的进程当中,新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它企图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或提供一种民族主体性,因为民族主体性的获得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民族主体性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早期启蒙主义者所寻找的“国民性”。对于一个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叙事,甚至创世神话、民间传说,它们对“国民性”和“新国民”的想象,甚至所叙述的民族故事,都是提供这种民族主体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可能性。同时,这些想象与叙事本身也是塑造“国民性”的一种话语实践。因此,塑造一种民族主体性或日新的“国民性”也就成为了早期新文学最重要的一项现代性启蒙工程。
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乡土历史和乡土文化基础的中国来说,“农民”是历来的文学艺术的重要的表达内容。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农民”自然成为新文学改造“国民性”和塑造新“国民性”的话语领域。对“农民”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成为中国新文学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历史起点。历史地看,无论是对于20世纪早期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来说,还是对于往后的苏区文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革命话语来说,“农民”都只是一个等待被唤醒和启蒙的历史主体,它还没有完全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来。因而,新文学的现代性任务就是要唤醒这一主体,并将这一沉睡的主体纳入到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当中,或者是要将这一主体纳入到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斗争实践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想象关系和现实的“意义秩序”。至少,新文学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在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首先要把“农民”纳入到建构“国民性”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因此,必须把‘中国’造出来,将处于自然状态、纷纭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讲进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故事中去,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时候叙事就开始了。”这一方面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新文学自身寻求现代性的过程。历史、社会和革命的现实同新文学一起在叙事与话语中展开了现代化的双重运作和现代性同构。
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革命为新文学展开其“农民”话语提供了一种叙事动力。这种叙事动力是崭新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旧文学的。这样,新的“国民”就被叙事和话语组织起来了,同时也展开了对新的“国民性”的想象,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至少是一种现代观念,凭借叙事和话语的作用而渐渐形成。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对“国民性”的想象,包括对“农民”形象的重塑,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起点。这正是20世纪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双重任务的现代性同构。
新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这种新“国民”和新“国民性”的诉求正来源于他们对“传统的”、“封建的”“农民”的想象和认知。在他们的叙述里,“农民”总是和保守、愚昧、落后、狭隘、自私、麻木、纯朴、善良等等具有修辞性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对“农民”的叙述也主要是由一批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文学知识分子进行的。在新文学肇始之初,“农民”这一现代化的对象,也就进入了新文学的叙述视野和叙述框架之中,成为文学与知识的对象和表达内容。“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他们寻找新“国民”和新“国民性”的主要题域。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和叙事,和历史、宗教、民间传说等等叙事一样,是建构“国民性”或者民族主体性的一种基本途径。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体性/“国民性”——文学叙事——“农民”话语,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逻辑之中,就建立起了一种因果关系。从新文学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理想和目标来看,这种因果关系反过来(“农民”话语——文学叙事——民族主体性/“国民性”——现代民族国家)也成为了一种具有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性思路,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文学的现代化要求也因此和对“农民”/“国民”的现代化要求和想象同时展开了叙述。 ......
很抱歉,暂无全文。欢迎作者提供全文。

推荐阅读
支持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联系方式 | RSS 2.0订阅
全刊赏析网 2019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