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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传统”与工人阶级的反思文学


闫作雷

   “五四”先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被引进中国,此后,随着中国特殊的社会进程,“左翼文学”逐渐占据主流,20世纪30年代更是形成中国左翼小说的“《子夜》传统”。“《子夜》传统”具有上面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广阔的历史内容,同时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历史内容”与“阶级意识”,在我看来是“《子夜》传统”不可或缺的两面,它在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或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的同时,更指出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历史动向,如《子夜》对民族资本家的描写,丁玲的《水》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描写等等。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很多长篇小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特别注重表现社会中的“人”,尤其是代表“新世界”理想的“新人”,写他们获得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解体后,在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年代里,“《子夜》传统”逐渐式微,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即使以“茅盾”命名的“茅盾文学奖”,那些获奖作品中也只能说只有一部分具有“《子夜》传统”中现实主义、史诗性的一面,虽然也表现“历史内容”,但是“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不合法性,荡然无存。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分化时期呈现的种种矛盾,还没有哪部作品将之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或许有人认为社会剖析和批判已经不是文学的任务,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不公与真切的苦难,就会有对宿命的抗争,文学就会以其不息的冲动对这些发出永远的质疑;不是因为它具有道德合法性,而是它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面对《问苍茫》这样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发出一声福柯式的疑问: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无疑地,对《问苍茫》的讨论离不开中国的现实语境。
  《问苍茫》接续了“《子夜》传统”,并力图有所创新和超越。在这里,我使用“《子夜》传统”,而不使用有的学者所谓的“《子夜》模式”的概念①,是因为后者主要是指《子夜》式的小说在写作上的特点和它带来的一些模式化问题。这虽然指出了问题,但是不能说明这一传统的合理因素,而且,“模式”一词在人们头脑中易唤起远离创造性、超越性等意向,这就把这一传统重生的潜能遮盖掉了;而“传统”,不仅有一个脉络可寻,而且有继承、创新与发展的可能性。
  《问苍茫》的“野心”在于它力图大规模反映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同时试图超越《子夜》式小说在创作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作者试图在写作时直面人自身,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写人“孤苦无着的情感”;同时,将人放在社会中,他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认识:“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博大丰富的,绝不可能抽去社会历史内容。”② 就此而言,《问苍茫》尝试整合批判现实主义与《子夜》的传统,在表现“人类情感”、时代的“真理内容”与新人的“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眺望一个合理生存的“新世界”③。在历史与美学上力图做到“立场”与“美学”的“动态的平衡”。首先把握时代变迁中的“真理内容”;其次在艺术上,作者强调“真情实感”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认为“一部好小说一定既有局部的丰满生动又有整体的内在肌理,而且能通过局部联系想象到整体的艺术品”④。
  可以看出,曹征路既有反映时代变迁的抱负,同时又有着明确的艺术理论;接续“《子夜》传统”,同时也尝试超越。如果曹征路的创作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标,那么“《子夜》传统”在新世纪是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如此,一本真切厚重的社会分析的时代大书,就是我们对曹征路的期待。在《问苍茫》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力度和气魄,当然,也看到了它存在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放到“《子夜》传统”的文学史脉络中,放到作者的艺术尝试中,放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而不是挟某些粗暴的前理解对之苛刻以求,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或许通过对《问苍茫》中的人物群像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所做的尝试。
  《问苍茫》在人物塑造上的关键之点在于呈现各阶层人物在“苍茫大地”中的转变。知识分子与原先的国家行政人员是怎样参与到利益分配中并为资本开道的,工人是怎样分化的、甚至是怎样获得主体性与阶级觉悟的,作者是将他们卷入资本中的境况及其逐渐的变化放在“阶级”的视野之内的。因此,就小说展现的人物群像、社会问题而言,属于典型的《子夜》式小说。
  小说分三个层次展开人物群像描写:外企老板及经理人员、幸福村的领导层、底层工人。在私企中当党支部书记的常来临,开始也是对工人抱有同情;甚至其后被工人们选为“工会主席”。常来临的处境其实有点类似于《那儿》中的小舅,然而他不是失业后的小舅被收编到外企中来,他是作为公司管理工人不要闹事的“管家”身份而出现的,因此面对尖锐的劳资冲突,虽然也会考虑工人利益,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处境来为资本家辩护,他已经没有了小舅的悲壮和宿命意味的抗争;然而,在他身上汇聚了社会转型时的各种矛盾,更能反映时代的症候。赵学尧这个大学教授刚来到幸福村时,也是满口劳动伟大、人道主义、马克思,满嘴的迂阔和不合时宜;但是在现实面前,在他的学生的再教育下,也很快如鱼得水,认同了现实。小说对私企老板(陈太)、常来临、幸福村领导层的描写还是多层次的,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人性与亲情爱情的烦恼等等;但是很快作者就让他们的人性、人道主义露出了虚伪的一面。在上面这些人物身上,作者同时也批判了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话语和各种新意识形态(比如“新三纲五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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