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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傳統”與工人階級的反思文學


閆作雷

   “五四”先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潮流被引進中國,此后,隨著中國特殊的社會進程,“左翼文學”逐漸占據主流,20世紀30年代更是形成中國左翼小說的“《子夜》傳統”。“《子夜》傳統”具有上面所說的批判現實主義所表現的廣闊的歷史內容,同時有著明確的階級意識。“歷史內容”與“階級意識”,在我看來是“《子夜》傳統”不可或缺的兩面,它在大規模描寫社會現象或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現一個時代的同時,更指出某一階級或某些階級的歷史動向,如《子夜》對民族資本家的描寫,丁玲的《水》對農民階級意識覺醒的描寫等等。建國后“十七年文學”中的很多長篇小說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傳統,在反映社會現實的同時,特別注重表現社會中的“人”,尤其是代表“新世界”理想的“新人”,寫他們獲得歷史主體與階級意識的過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解體后,在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年代里,“《子夜》傳統”逐漸式微,可以說已經不復存在;即使以“茅盾”命名的“茅盾文學獎”,那些獲獎作品中也只能說只有一部分具有“《子夜》傳統”中現實主義、史詩性的一面,雖然也表現“歷史內容”,但是“階級意識”作為一種心照不宣的不合法性,蕩然無存。面對中國社會轉型、分化時期呈現的種種矛盾,還沒有哪部作品將之深刻地表現了出來。或許有人認為社會剖析和批判已經不是文學的任務,但是,只要這個社會還存在不公與真切的苦難,就會有對宿命的抗爭,文學就會以其不息的沖動對這些發出永遠的質疑;不是因為它具有道德合法性,而是它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因此,面對《問蒼茫》這樣的作品,或許我們可以發出一聲福柯式的疑問:它的出現意味著什么?無疑地,對《問蒼茫》的討論離不開中國的現實語境。
  《問蒼茫》接續了“《子夜》傳統”,并力圖有所創新和超越。在這里,我使用“《子夜》傳統”,而不使用有的學者所謂的“《子夜》模式”的概念①,是因為后者主要是指《子夜》式的小說在寫作上的特點和它帶來的一些模式化問題。這雖然指出了問題,但是不能說明這一傳統的合理因素,而且,“模式”一詞在人們頭腦中易喚起遠離創造性、超越性等意向,這就把這一傳統重生的潛能遮蓋掉了;而“傳統”,不僅有一個脈絡可尋,而且有繼承、創新與發展的可能性。
  《問蒼茫》的“野心”在于它力圖大規模反映當代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同時試圖超越《子夜》式小說在創作上所產生的一些問題。作者試圖在寫作時直面人自身,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寫人“孤苦無著的情感”;同時,將人放在社會中,他在這方面有著明確的認識:“人的情感經驗是離不開社會生活的,倘若認為小說應該表現人的心靈,那么真實的心靈一定是博大豐富的,絕不可能抽去社會歷史內容。”② 就此而言,《問蒼茫》嘗試整合批判現實主義與《子夜》的傳統,在表現“人類情感”、時代的“真理內容”與新人的“階級意識”的基礎上,眺望一個合理生存的“新世界”③。在歷史與美學上力圖做到“立場”與“美學”的“動態的平衡”。首先把握時代變遷中的“真理內容”;其次在藝術上,作者強調“真情實感”與“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認為“一部好小說一定既有局部的豐滿生動又有整體的內在肌理,而且能通過局部聯系想象到整體的藝術品”④。
  可以看出,曹征路既有反映時代變遷的抱負,同時又有著明確的藝術理論;接續“《子夜》傳統”,同時也嘗試超越。如果曹征路的創作真的能夠達到他的目標,那么“《子夜》傳統”在新世紀是能夠找到一種新的可能性的;如此,一本真切厚重的社會分析的時代大書,就是我們對曹征路的期待。在《問蒼茫》中,我們看到了作者的力度和氣魄,當然,也看到了它存在的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只有放到“《子夜》傳統”的文學史脈絡中,放到作者的藝術嘗試中,放到中國的現實語境中,而不是挾某些粗暴的前理解對之苛刻以求,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或許通過對《問蒼茫》中的人物群像進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所做的嘗試。
  《問蒼茫》在人物塑造上的關鍵之點在于呈現各階層人物在“蒼茫大地”中的轉變。知識分子與原先的國家行政人員是怎樣參與到利益分配中并為資本開道的,工人是怎樣分化的、甚至是怎樣獲得主體性與階級覺悟的,作者是將他們卷入資本中的境況及其逐漸的變化放在“階級”的視野之內的。因此,就小說展現的人物群像、社會問題而言,屬于典型的《子夜》式小說。
  小說分三個層次展開人物群像描寫:外企老板及經理人員、幸福村的領導層、底層工人。在私企中當黨支部書記的常來臨,開始也是對工人抱有同情;甚至其后被工人們選為“工會主席”。常來臨的處境其實有點類似于《那兒》中的小舅,然而他不是失業后的小舅被收編到外企中來,他是作為公司管理工人不要鬧事的“管家”身份而出現的,因此面對尖銳的勞資沖突,雖然也會考慮工人利益,但是更多的是從自身處境來為資本家辯護,他已經沒有了小舅的悲壯和宿命意味的抗爭;然而,在他身上匯聚了社會轉型時的各種矛盾,更能反映時代的癥候。趙學堯這個大學教授剛來到幸福村時,也是滿口勞動偉大、人道主義、馬克思,滿嘴的迂闊和不合時宜;但是在現實面前,在他的學生的再教育下,也很快如魚得水,認同了現實。小說對私企老板(陳太)、常來臨、幸福村領導層的描寫還是多層次的,寫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人性與親情愛情的煩惱等等;但是很快作者就讓他們的人性、人道主義露出了虛偽的一面。在上面這些人物身上,作者同時也批判了80年代以來的人道主義話語和各種新意識形態(比如“新三綱五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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