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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變中的政界反映


諶旭彬 祝彥

  

  諶旭彬 祝彥

  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現權力真空,何應欽確實暫時取得了之前未曾有過的地位——事變當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做出決議,“關于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但這并不意味著何具備了取代蔣介石的能力。其資歷與實力,在黨內遠不能與汪精衛等輩相提并論;在地方實力派中難望李宗仁、閹錫山之項背;即便在黃埔系中,陳誠、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駕馭。

  事實上,在12月12日晚的會議上,主張“明令討伐”者,非止何應欽一人。激烈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陳立夫則痛斥“謂對張不可過急烈,防危及蔣先生”的張繼乃是漢奸。

  何應欽之所以背負了數十年的“欲趁亂炸死蔣介石或假張、楊之手殺掉蔣介石”的惡名,其源頭在宋美齡。據親歷其事的陳公博回憶,1 2月1 2日晚的緊急會議,中央黨部定下了“命令討伐”的處置基調,但次日宋美齡自上海來京后,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情就起了變化:“黨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個對峙的形勢。在中央黨部是不問蔣先生的生死,專著重在中央的威嚴;在家庭則不愿考慮政府的威嚴,專著重在蔣先生的自由和生命。”1 2月12日在上海聞知蔣介石被扣,宋美齡一度昏倒。其急于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這種家、國孰輕孰重的沖突中,臨時擁有指揮調動軍隊大權的何應欽,被推上了“陰謀者”的風口浪尖。

  其實,無論是戴季陶,還是何應欽,都不曾反對宋家私下利用個人關系去營救蔣介石。其反對的只是將對張、楊的“和平解決”提交到中央討論并上升為基本政策。惟宋美齡救夫心切,難以理解戴、何等人的做法。故在高層會議上與戴、何有過激烈沖突——宋美齡自己承認,“當激烈辯論,情緒亢張之時,竟無暇計及發言之態度矣。”宋美齡還將對何應欽“別有用心”的指責,寫入了她讓端納帶給蔣介石的書信之中。

  事變和平解決后,宋更公開發表《西安事變回憶錄》,不點名地批判了戴、何等人。

  1936年1 2月1 2日,西安事變爆發后,無論是西安方面的張學良、楊虎城,還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討伐派,都非常關注閻錫山的反應,極力拉攏他站到自己的一邊。

  在西安方面看來,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緊鄰事變發生地點,且實力雄厚;更為主要的是,事變前張、楊與閻過從甚密,而且認為閻與他們的主張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動能夠得到閻錫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外,張學良于13日又專電閻錫山,“我公有何見教,盼賜復”,希望閻錫山方面做出對已有利的反應。

  接到電報的當日深夜,閻錫山即召開軍政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連續開了數小時。對張、楊發動“兵諫”扣留“元首”,閻錫山大感意外,在會上說,“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太蠻干了,事先沒有商量好辦法,就鬧出事來;我們現在不比過去,已元氣大傷。”

  12月.14日,閻錫山在回復張、楊的“寒電”中以責備的口氣說:“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極端殘殺乎?閻錫山因覺得“小六子”行事魯莽,很快站到了南京中央政府一邊。

  由于閻錫山成為各方面倚重的人物,這樣一來,歷史就在事變一開始,把閻錫山推上了“調停人”的地位。

  1 2月14日,閥錫山在回復張、楊的電報的同時,又以“寒午電”發給行政院長孫科,表示支持孔祥熙提出的促使蔣介石從太原轉赴南京的意見。

  南京方面獲悉閻錫山的態度后立即作出反應,14日電請閻錫山出面,勸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隨后孔祥熙又發一“感電”,要閻錫山“致電漢卿,促其親送介公赴寧”。同時派黃紹閎赴太原與閻錫山磋商調停事宜。

  12月1 7日張學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會見閻錫山,閻錫山得知蔣介石“安然無恙”,且張“愿隨介公赴南京請罪”等情況,立即命令秘書電告何應欽,并在太原報紙上登出“號外”,以安定人心。

  閻錫山以“調停人”的身份積極斡旋于各方之間,直到事變在中共調解下和平解決。

  (摘自《各界》20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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