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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淪歸化與異化在翻譯實踐中的互補共生


趙潔

  趙 潔

  (蘭州交通大學外語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摘要]文學翻譯的策略問題是文學譯者一直以來不可回避的問題,究竟是采用歸化還是異化策略,備受眾多翻譯工作者關注。本文回顧了歸化和異化策略的歷史,通過對歸化和異化對立及統一的分析,提出過度的歸化和異化都會對翻譯造成不利的影響,譯者應該根據文學翻譯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文學翻譯;翻譯策略;歸化;異化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 (2011)08-0092-02

  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在《翻譯研究詞典》中明確提出歸化和異化這一對翻譯策略,此后,很多翻譯家及學者又從不同角度不斷深入研究這個課題。

  傳統翻譯研究界一直認為,翻譯只是發生在兩種語言間的行為。這種觀點不僅引發了無休止的直譯和意譯之爭,而且成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翻譯的語言學研究基礎。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作為跨文化行為的性質也越來越引起翻譯研究者的注意。自此,歸化與異化之爭也開始浮出水面。

  一、歸化和異化概述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學家勞倫斯·文努提1995年在他的《譯者的隱身》中提出了異化和歸化的概念。所謂異化,指“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他主張異化翻譯,其目的是要發展一種以抵御為目的文化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而歸化翻譯,是在翻譯處理中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奈達認為:“翻譯是一種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在這一過程中要看人們在聽、說、讀譯文時獲得的是什么。判斷一個譯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應的詞匯意義,語法類別和修辭手段的對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確理解和欣賞譯語文本的程度。”

  二、歸化和異化研究綜述

  歸化翻譯的肇端可以追溯至17世紀的英國,在英國翻譯史上,從德南姆、德萊頓、到泰特勒,都主張通順翻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通順翻譯就成了英語翻譯的規范。19世紀初,異化翻譯在德國興起,施萊爾馬赫在1813年的演講中提出:異化翻譯有助于建設民族文化、吸收外國語言的表達方式,有助于豐富祖國語言。以解構主義翻譯策略成為異化翻譯的代表人物韋努蒂在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中運用批判的觀點,追溯了從17世紀到當代的西方翻譯,揭示了通順翻譯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譯史上占主導地位,其根本原因是其以西方的意識形態為標準,在英語中形成一種外國文學的規范。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英美文化中,一直以提倡通順翻譯的歸化理論占主導地位。在當代英美翻譯流派中,歸化的翻譯理論當以奈達的理論為代表。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100多年中,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先后出現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的頭10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10年;第三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7年;第四次是20世紀的最后20年。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文學翻譯除“五四”后10余年異化譯法一度占上風外,大部分時間還是以歸化譯法為主調。1898年,嚴復提出了“譯事三難:信、達、雅”。1899年,林紓翻譯出版了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獲得巨大成功,之后先后翻譯了180多種西方文學作品。當時的翻譯者考慮的并非是要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適應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晚清時期,白話運動蓬勃開展,但當時的譯者除個別以外,都不愿用白話文翻譯,而堅持用文言翻譯。這樣不但讀者覺得晦澀難懂,譯者自己也覺得頗受束縛,不得不對原文加以改動和刪減。所以,為了博得廣大讀者的青睞,譯者大都采用敘述法,常常出現譯文的夾議夾作、改寫改譯。這一時期的文學翻譯除了少數外來詞的引用外,基本上以歸化為主導。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我國的文學翻譯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在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帶動下,當時的作家和翻譯家試圖從外國文學中汲取營養,以達到改造文學、改造社會的目的。魯迅提出“易解”和“豐姿”是翻譯的雙標準,較嚴復的“信、達、雅”三標準具有更大的涵蓋力,使其得到了豐富和深化。因此,從3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譯界在翻譯方法上出現了一個“逆反應”,歸化法再次占據了主導地位。朱生豪于30年代中期走上翻譯道路,他在《(莎上比亞戲劇全集)譯者自序》中,明確反對逐字逐句對照式的硬譯.提倡保持原作的神韻。我國三四十年代的文學翻譯比較強調傳達原文的神韻,比較看重譯文的通順流暢,不僅如此,甚至還可以隨意“更易原文之結構”。

  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翻譯界受西方翻譯理論的啟發,對異化、歸化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異化譯法開始受到重視。1987年,劉英凱在《現代外語》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歸化——翻譯的歧路》的論文,尖銳地批評了歸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讓其在翻譯中占有主導地位。文中所力舉的過分歸化的表現和分析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翻譯界對中國的文學翻譯方法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反思。這種反思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匯讀書周報》和南京大學西語系翻譯研究中心聯合舉行了關于《紅與黑》幾個譯本意見的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全國范圍的翻譯大辯論。通過這場大辯論,中國翻譯界對異化和歸化方法問題,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在此后幾年中,劉重德、郭建中等學者,也曾先后對異化和歸化發表了一些獨特的見解,認為應該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異化和歸化,從而倡導異化譯法,并將歸化法限制在適當的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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