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純文學 > 文章正文

新詩在歷史脈絡之中


程光煒

新詩在歷史脈絡之中
程光煒

今年春天晚些時候,一場圍繞90年代新詩的爭論自南而北地展開。它的焦點是,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的關系,新詩發展與外國詩歌的影響,對詩的綜合性要求與詩之日常經驗觀,等等。有些問題在中國新詩的發展歷程中曾反復出現過,個別層面甚至一直是影響新詩的思想與藝術個性走向自覺和成熟的障礙;有些問題則與90年代復雜的文化現實關聯極深,不在詩學的討論范圍之內。例如,用商業謀略侵犯文學藝術,用知識分子的言說方式打擊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等現象。
持“民間立場”的論者認為,知識分子寫作的要害是“脫離人民”、“脫離生活”。從文學的角度看,這種說法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時期平民文學的思想資源。在30年代前期,它是左翼文學試圖取消其他文學存在權利的主要口號之一。40年代又發生了“主觀論”和“文學發展道路”的爭論,其中,怎樣解釋“人民性”是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部分。然而盡管如此,它們沒有完全離開知識分子思想活動的范圍,更沒有遠離五四時期所追求的歷史目標。我想,1945年5月聞一多在紀念五四運動26周年時的發言所以能得到當時大多數知識者的贊同,具有較大的代表性,原因也在于此。他說:“國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說‘人民的世紀’嗎?”……只有土地和主權都屬于人民時,才講得上國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但他又說,假如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民性”便失去了它的意義:“叫人民獻出一切,縮緊腰帶,拼了老命,捍衛了國家,自己卻一無所得”1。由于“民間立場”論者對知識分子寫作中的文化精神采取的多是否定的態度,否定后者對人的主體性的堅持,他們不僅未能認同聞一多承認人民性首先須承認其主體性的要求這一核心命題,反而對90年代詩人創作中相類似的追求抱以挖苦和嘲笑的態度。2這就使人不能不相信,與其他們接受了五四以來中國新詩史中關于人民性的詩歌觀的影響,毋寧說新詩的“五六十年代”及其思想邏輯反倒成為他們批評知識分子寫作的立足點。眾所周知,五六十年代新詩由于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對人民性的理解發生了嚴重的偏誤。它們把知識分子從人民中分離出來,使二者人為地對立,通過取消、限制詩人的主體性,達到最終限制人民對主體性的歷史要求。聞名一時的對艾青的批判,對流沙河的批判,對公劉、邵燕祥、蔡其矯的批判,對七月詩人、中國新詩派和許多來自二三十年代老詩人的排斥,都是這種思想認識帶來的必然結果。歷史真像是一個預言。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但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在90年代的適當場合被重新提煉出來:將詩人與人民分離,推導成所謂“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寫作”的對立,把本來在中國新詩史上屬于常識問題的新詩發展與外來詩歌影響的命題,說成是向“西方文化資源”靠攏,企圖將詩學問題政治化、民族主義化。實際上,這是一個文化原教旨主義和將批評私斗化和擴大的陷阱。它與五六十年代詩歌思維的區別在于,前者依靠的是制度的力量,后者卻試圖借長期以來文化心理積淀對群眾藝術趣味的影響,來取得道德操守上的勝利。
中國新詩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化的總主題下發展和不斷延伸的。在本世紀的歷史空間中,“現代化”不僅僅是中國文學,實際也構成了世界文學進程中一個普遍性的焦慮。現代化反映到文學當中,首先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覺醒,也即魯迅所主張的“立人”;它不單意味著人類的思想資源的共享,還意味著詩歌文體的追求將打破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界限,在保持民族藝術個性前提下重新激活各個民族的藝術創造性。僅就新詩八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作一考察,不難發現,并非如“民間立場”論者所說,新詩與外國詩歌不是互文性的關系,而是一種對抗與排斥的關系。3恰恰相反,正是這種“關系”構成了新詩發展的主體脈絡,使新詩獲得了寬闊的藝術視野和現代性的品格。在中國新詩各個時期拓荒者們的創作中,程度不同地留下了英語、法語、俄語、德語和其他語種文化思想及詩歌影響的痕跡。例如,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歌德和表現主義詩歌,徐志摩之于濟慈和英國湖畔詩人,戴望舒之于后期象征派詩歌,艾青之于超現實主義、凡爾哈倫、葉賽寧,馮至之于存在主義和里爾克,穆旦之于艾略特、奧登,北島之于尼采、波德萊爾,海子之于荷爾德林,王家新之于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西川之于博爾赫斯等等。而現代化在中國詩歌中日漸深入的本土化過程,使中國現代文學首次確認了“新詩”的概念,它更標識著新詩人開始走出現代詩歌的“蒙昧期”,在詩的觀念和形式的建構上有了高度的藝術自覺,在這其中,我以為戴望舒、艾青和穆旦的詩歌是最具典范性的文本。他們的作品在今天仍擁有廣大的讀者市場,被研究者看作理想的閱讀文本,正說明了現代性在中國新詩中的活力。我們在“民間立場”論者這里讀到的卻是敵視中國新詩現代化的言論,“他們不約而同地到故紙堆、歷史古跡、遠方的鄉村、空曠的天空、發達的西方去尋找詩歌寫作的資源,他們信奉的真理是:生活在別處,詩歌也在別處。”“90年代的‘知識分子寫作’是對詩歌精神的徹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漢語詩歌成為西方‘語言資源’、‘知識體系’的附庸”。4誠然,這種論調不是驟然出現、憑空掉下來的。它的出現顯然也不是國家權力話語運作的結果,而應該被編織在新詩現代化某種預期以外的復雜脈絡當中。從“五四”到“解放區”,中間有一個過渡狀態的“30年代”。這個十年事實上標志著“現代性”與“民族性”的對峙,“民族性”通過救亡圖存、喜聞樂見等一系列壓倒性的說法在逐步地擠壓“現代性”的審美空間。解放區文化實踐孜孜以求的就是反映下層價值取向的“民族風格”與“新國家理想”的結合,這種文化實踐的生產過程和傳播方式既不同于“五四”時期新詩對平民化品格的羨慕,也不是原湯原汁的民間文藝。它既有明顯的“本土”、“大眾”和“通俗”的色彩,反映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文化策略,又流露著重構歷史,并希圖在城市知識分子話語之上確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中心話語的急切心情。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學空間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本土化的農民意識形成最終“征服”或“吸引”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歷史過程。就在民族性不是通過與現代性的結合而獲得更為宏大的文化胸襟,而是單純地排斥、拒絕現代性的過程里,中國新詩幾乎斷絕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在40年代末,曾經無比豐富的新詩作品的長廊里,只剩下李季民歌體的《王貴和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和張志民的《王九訴苦》等詩作。我這樣說,并不是否定它的政治特征及其有效性,也不是要把“民間立場”論者納入“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派的思想范圍。而只是想說,他們碰巧在這里與民族形式的思想資源相遇。在中國新詩發展的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這兩條線索中,5他們碰巧擁護、認同了后一條線索而已。

Tags:歷史回顧
推荐阅读
支持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联系方式 | RSS 2.0订阅
全刊赏析网 2019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