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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程光炜

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程光炜

今年春天晚些时候,一场围绕90年代新诗的争论自南而北地展开。它的焦点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关系,新诗发展与外国诗歌的影响,对诗的综合性要求与诗之日常经验观,等等。有些问题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曾反复出现过,个别层面甚至一直是影响新诗的思想与艺术个性走向自觉和成熟的障碍;有些问题则与90年代复杂的文化现实关联极深,不在诗学的讨论范围之内。例如,用商业谋略侵犯文学艺术,用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打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现象。
持“民间立场”的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要害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思想资源。在30年代前期,它是左翼文学试图取消其他文学存在权利的主要口号之一。40年代又发生了“主观论”和“文学发展道路”的争论,其中,怎样解释“人民性”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部分。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没有完全离开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的范围,更没有远离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历史目标。我想,1945年5月闻一多在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时的发言所以能得到当时大多数知识者的赞同,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原因也在于此。他说:“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人民的世纪’吗?”……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但他又说,假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叫人民献出一切,缩紧腰带,拼了老命,捍卫了国家,自己却一无所得”1。由于“民间立场”论者对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文化精神采取的多是否定的态度,否定后者对人的主体性的坚持,他们不仅未能认同闻一多承认人民性首先须承认其主体性的要求这一核心命题,反而对90年代诗人创作中相类似的追求抱以挖苦和嘲笑的态度。2这就使人不能不相信,与其他们接受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史中关于人民性的诗歌观的影响,毋宁说新诗的“五六十年代”及其思想逻辑反倒成为他们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立足点。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新诗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对人民性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偏误。它们把知识分子从人民中分离出来,使二者人为地对立,通过取消、限制诗人的主体性,达到最终限制人民对主体性的历史要求。闻名一时的对艾青的批判,对流沙河的批判,对公刘、邵燕祥、蔡其矫的批判,对七月诗人、中国新诗派和许多来自二三十年代老诗人的排斥,都是这种思想认识带来的必然结果。历史真像是一个预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90年代的适当场合被重新提炼出来:将诗人与人民分离,推导成所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把本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常识问题的新诗发展与外来诗歌影响的命题,说成是向“西方文化资源”靠拢,企图将诗学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将批评私斗化和扩大的陷阱。它与五六十年代诗歌思维的区别在于,前者依靠的是制度的力量,后者却试图借长期以来文化心理积淀对群众艺术趣味的影响,来取得道德操守上的胜利。
中国新诗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的总主题下发展和不断延伸的。在本世纪的历史空间中,“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实际也构成了世界文学进程中一个普遍性的焦虑。现代化反映到文学当中,首先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觉醒,也即鲁迅所主张的“立人”;它不单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资源的共享,还意味着诗歌文体的追求将打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在保持民族艺术个性前提下重新激活各个民族的艺术创造性。仅就新诗八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一考察,不难发现,并非如“民间立场”论者所说,新诗与外国诗歌不是互文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对抗与排斥的关系。3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新诗发展的主体脉络,使新诗获得了宽阔的艺术视野和现代性的品格。在中国新诗各个时期拓荒者们的创作中,程度不同地留下了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其他语种文化思想及诗歌影响的痕迹。例如,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歌德和表现主义诗歌,徐志摩之于济慈和英国湖畔诗人,戴望舒之于后期象征派诗歌,艾青之于超现实主义、凡尔哈伦、叶赛宁,冯至之于存在主义和里尔克,穆旦之于艾略特、奥登,北岛之于尼采、波德莱尔,海子之于荷尔德林,王家新之于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西川之于博尔赫斯等等。而现代化在中国诗歌中日渐深入的本土化过程,使中国现代文学首次确认了“新诗”的概念,它更标识着新诗人开始走出现代诗歌的“蒙昧期”,在诗的观念和形式的建构上有了高度的艺术自觉,在这其中,我以为戴望舒、艾青和穆旦的诗歌是最具典范性的文本。他们的作品在今天仍拥有广大的读者市场,被研究者看作理想的阅读文本,正说明了现代性在中国新诗中的活力。我们在“民间立场”论者这里读到的却是敌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言论,“他们不约而同地到故纸堆、历史古迹、远方的乡村、空旷的天空、发达的西方去寻找诗歌写作的资源,他们信奉的真理是:生活在别处,诗歌也在别处。”“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4诚然,这种论调不是骤然出现、凭空掉下来的。它的出现显然也不是国家权力话语运作的结果,而应该被编织在新诗现代化某种预期以外的复杂脉络当中。从“五四”到“解放区”,中间有一个过渡状态的“30年代”。这个十年事实上标志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峙,“民族性”通过救亡图存、喜闻乐见等一系列压倒性的说法在逐步地挤压“现代性”的审美空间。解放区文化实践孜孜以求的就是反映下层价值取向的“民族风格”与“新国家理想”的结合,这种文化实践的生产过程和传播方式既不同于“五四”时期新诗对平民化品格的羡慕,也不是原汤原汁的民间文艺。它既有明显的“本土”、“大众”和“通俗”的色彩,反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文化策略,又流露着重构历史,并希图在城市知识分子话语之上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急切心情。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学空间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本土化的农民意识形成最终“征服”或“吸引”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就在民族性不是通过与现代性的结合而获得更为宏大的文化胸襟,而是单纯地排斥、拒绝现代性的过程里,中国新诗几乎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在40年代末,曾经无比丰富的新诗作品的长廊里,只剩下李季民歌体的《王贵和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和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等诗作。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它的政治特征及其有效性,也不是要把“民间立场”论者纳入“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派的思想范围。而只是想说,他们碰巧在这里与民族形式的思想资源相遇。在中国新诗发展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这两条线索中,5他们碰巧拥护、认同了后一条线索而已。

Tags: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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