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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英國女人嫁給中國的六十年


李 輝




1940年,在牛津大學學習已達6年的楊憲益,接到吳宓和沈從文的來信。他們邀他回國教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并附寄了西南聯大的聘書。楊憲益欣然啟程。正值二戰緊張時刻,他繞道加拿大、美國,經香港終于抵達重慶。1934年漂洋過海時他是獨自一人,此次回國,卻帶回來一位女朋友———英國姑娘戴乃迭。幾個月后,他們在重慶舉辦了婚禮。為他們做證婚人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從此,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一對堪稱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楊憲益、戴乃迭連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紅樓夢》,達百余種。雖然沒有加入中國籍,戴乃迭卻一直把婆家的國家當成了自己的國家。戴乃迭學會了中文,會寫一筆正楷小字,還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寫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迭在努力把自己融進中國。



1938年的英國。
母親驚住了:剛剛20歲的女兒,竟然愛上了一個中國留學生。
對于身為傳教士的母親來說,女兒戴乃迭的選擇,實在有點兒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母親這樣嚴肅地警告說。
母親有她的憂慮。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國傳教,在那里生兒育女,那里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對她這位傳統的英國女人來說,向中國人傳教,和把女兒嫁給中國人,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她更了解彼此之間在婚姻觀念、家庭倫理方面的強烈反差。這就難怪她會難以接受女兒的這一決定,她為女兒的未來而擔憂。
“母親的預言有的變成了悲慘現實。但我從不后悔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也不后悔在中國度過一生。”半個多世紀后戴乃迭這樣說。此時,她已經在中國有過諸般經歷:戰亂、革命、破壞、建設、風風雨雨、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文革”期間蒙受牢獄之災,雙雙在北京半步橋監獄苦熬4年。他們在獄中互不知道對方下落,出獄后,惟一的兒子也因頻受打擊而精神失常,終于在1979年死于自己點燃的烈火中。這樣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難,令她在回憶母親當年的警告時,心底難免會掠過一陣苦澀。
然而,她鎮靜,她無悔,她還是充滿自信與堅毅。
因為,她愛中國古代文化,她愛所有的中國朋友,她愛她選擇的終生伴侶———楊憲益,是他在漫長日子里帶給她快樂與溫馨。對于她來說,情感與精神上的滿足,遠遠超過一切。為楊憲益,她愿意也能夠承受一切。



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將自己的一生與中國緊緊聯系在一起。
在20世紀與中國有關的外國人中,傳教士的后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他們隨父母在中國長大,后來有的離開了,有的留下了。無論走了的,還是留下的,他們未來的發展和命運注定要與中國有關。于是,在歷史場景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活躍的身影。僅以美國人為例,便可列出一串人們熟知的名字: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約翰·戴維斯,盟軍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羅斯,《時代》、《生活》周刊的創始人;賽珍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如果細細搜集,幾乎在中國的所有領域,特別是政治、教育、文化、工業、商業等方面,都不難找到傳教士們的后代,那一定會是一長串耀眼的名字。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也不管他們各自的成就和口碑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我們在審視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舞臺時,他們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對于戴乃迭,她并不習慣于做拋頭露面、風光十足的公眾人物,只愿意平靜地與丈夫呆在一起,專心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在精神的滿足中愉快走著。因為,最終把她和中國聯系起來的,是對楊憲益的愛,是對童年的北京生活美好而甜蜜的記憶。
戴乃迭于1919年在北京出生。中國留給童年戴乃迭許多美好記憶。她親身感受到的快樂,親眼目睹的豐富色彩,使她從感情上與中國緊緊聯系在一起。



說實話,在牛津大學第一次見到楊憲益時,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這個年輕的中國學生,眼睛細細的,臉色蒼白,舉止文縐縐,人顯得頗有些拘泥。不過,戴乃迭說,楊憲益對祖國的愛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當她到楊憲益房間去的時候,看到墻上掛著楊憲益自己畫的一張中國不同朝代區域劃分的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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