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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昆明(之一)


李 勃

我的昆明(之一)
李 勃

飛機

37年前,也就是公元1969年,昆明二十中還置身在一片農田菜地里,唯一和它相傍而立的,是昆明牛奶廠的廠房煙囪,每天早晨,上學的孩子都會見到一輛輛名曰“電抱雞”的三輪的摩托送奶車,從那里駛出來,裝滿半磅和一磅的奶瓶,嘩嘩地搖晃著、親密地碰撞著,鉆入昆明的大街小巷。
37年前的9月28號上午九點,一架空軍的蘇制伊爾18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機上的主人是云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譚甫仁,他是一個中將,有很大的眼袋。他坐在小艙里,而坐在大艙里的十幾個人,是這次的乘搭便機者,其中有我一家:父母、我和四個妹妹。父親從北京空軍學院,調職昆明空軍,我們在這天下午四點三十分,降落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從此開始的,是我們一家和這塊土地和這座城市,終其一生的不解之緣。
昆明空軍司政后機關,遠在西山區山里的明朗水庫,當時沒有中學,所有的二十幾個孩子,就在昆明二十中上學,集中住在穿心鼓樓空軍招待所的幾間宿舍里,據說下了課就沒人管,我爸爸一聽就皺了眉,他說:“那還不反了你了,你住校,把你交給軍宣隊!”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國的大中小學,都被“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宣隊”(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接管,老師學生都要聽工人和解放軍的。我父親是軍人,他更相信解放軍,“十一”假期一過,他把我送進二十中,親手交給軍代表,他說:“我把兒子交給你們了,這小子在北京就調皮搗蛋,不好好讀書,像個小流氓,你們替我看好他,跟你們住一塊兒,該打就打該罵就罵,不用客氣。”軍代表是個部隊里的排長,他莫名其妙地看看我,立正敬禮說:“是,首長!”
我被領進那幢兩層樓的學生宿舍里,走進軍代表的房間,他無可奈何地看看我說:“你爸爸讓我看住你,你就住我上床吧。”
那時候二十中從墻到樓,一律是青磚青瓦的色調,簡樸莊重;大門外橫貫一條七米寬的柏油路,路兩邊長著高大的白楊樹,就是今天被拓寬了的環城路。北京路還沒有接通到火車北站,你要走一段穿心路。破敗的鼓樓站在兩路的交匯處,骯臟丑陋,像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樓高兩層,是門樓,穿心路從下面通過,寬約五米,樓上的門窗都已殘破不堪,檐瓦塌陷,狐鼠出沒,蒿草叢生,似乎有鬼。也不知樓上面還有沒有鼓?有鼓又不知還有沒有鼓皮?時代在前進,北京時間是新的時間管理者,人們再無心無錢無精力去理會一個過去的鼓,盡管過去幾百年里,它沉洪的音聲一直是昆明城的一部分,現在它所具有的全部意義,是能讓你知道,“穿心鼓樓”這個地名是怎么來的。
我在二十中開始上初三。經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沒有了師道尊嚴,老師見到學生都點頭哈腰十分客氣。老師進教室,后排的學生就不必起立,“老師好”喊得不響且懶,完了,老師還要反鞠好幾個躬,幾乎是諂媚地反復說幾句“同學好同學好同學好”。講課是商量著講,提問是嬉笑著問,否則容易變成反問,考試是開卷,大家相互抄,沒有任何課外作業。我看得出來,工、軍宣隊和老師的全部擔心和努力,就是讓我們別成為“小火槍” (小偷)和“小青醬”(小流氓),學習好不好無所謂,你永遠不用擔心會為了學習成績不好和考試不及格,而留級、開除或遭受其他處罰。
我跟同年級的鄒海光成了好朋友,他父親也是昆明空軍司令部的,他是二十中紅衛兵糾察隊的副大隊長。那時候成為紅衛兵是一個層次,進入紅衛兵糾察隊,是更高層次,不容易的。鄒海光個大,15歲就有一米七五,很帥,穿一身父親的空軍地勤的藍卡嘰布夾克工作服,戴頂軍帽,和他走在大街上,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歡看他,他很得意,問我: “知道他們為什么看我嗎?——嫌我太醬了!”“醬”是昆明話里厲害、牛逼、張揚的意思,可能還有點“酷”的含義。紅衛兵糾察隊晚上活動多,鄒海光也住校,和我同樓。宿舍里沒廁所,夜里小解都要跑到樓外去。有一天夜里我懶了,尿了床,褥子薄,尿淅淅瀝瀝,淋醒了下床的軍代表,他蹦跳著拍打著把我喊醒,說:“你爸爸根本沒把你最嚴重的問題告訴我!”他不斷地說著:“我太倒霉了,我太倒霉了,太倒霉了……我做夢,這屋里怎么下雨了呢?……”我爸爸的確沒有把我自小愛尿床的問題告訴他,可能在他覺得這是小事一樁,哪有不尿床的兒子?我也覺得軍代表太過大驚小怪了,但出于體面的考慮,我第二天還是搬去和鄒海光同住了。
和鄒海光同住,就享受了紅衛兵糾察隊的待遇,他給我戴個大袖章,和他們一起上街巡邏,查驗戶口,驅趕私自返城的知青,反正每天都會有很多任務布置下來,常忙至深夜十一二點。如果太晚,第二天就可以請假補覺,不必上課。那時候的昆明,一到晚上八九點鐘,大街上就冷冷清清,沒有電視,沒有電影,更沒有酒吧歌舞廳,武斗剛過去半年,人們還心有余悸。街兩旁,門窗緊閉,無聲無息。說書是四舊,麻將是資修,只見清冷的水銀燈,懸掛在街當中,照著光滑堅實的青石路面。居委會的家庭婦女全是忠心耿耿的情報員,誰家來了不明人員,誰家的孩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跑回來了,甚至誰家吃了來路不明的魚、肉,等等等等,她們全清清楚楚,寫在紙條上,在下午時分,送給紅衛兵糾察隊。所有的中學分片包干,二十中負責北京路和長春路一段。我們往往是在晚上九十點鐘,趁屋主全家人都睡了,突然砸門而入,將不明身份者或潛逃回城者喊起來審問,七八個紅衛兵糾察隊員擠滿一屋子,大聲呼喝:“今晚就走今晚就走!”全家人老的小的,全在被窩里哀哭乞求:明天一早就走,明天天亮就走,求求了求求了。”……最終達成協議,明天一早就走。再換第二家,第三家……昆明的居民,多住兩層的磚木結構的大雜院,南北西三廂住人,東為照壁,隔音很差,一家一鬧,全院皆醒,紛紛探頭出看;受人關注,心中更是得意,鬧騰半夜,鳴金收兵,也沒有宵夜補助,大家嘻嘻哈哈,非常滿足,走在清冷的街道上,開心極了的樣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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