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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個冬天的童話》


楊慶祥

  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以下簡稱《童話》)發表于《當代》1980年第3期,在作品的開頭,作者寫下了這么一句話作為題記:“我寫出這篇實話文學,獻給我的哥哥遇羅克。”(1)這表明作者寫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紀念烈士并因此祭奠他高貴的精神和道德。可能是考慮到作品的“紀實性”,這部作品被作為“報告文學”刊發,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作品中一再著力敘述的烈士故事并沒有引起讀者的興趣,倒是她所敘述的個人的婚姻遭遇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輿論界持續的熱烈討論(2)。實際上,在80年代初期,文學作品被當做社會文本來予以解讀并引起爭議是非常平常之事,只是關于《童話》的討論非常極端,它完全把遇羅錦的作品與她的個人遭遇等同起來,把作品內容完全客觀化為一個可以通過法律和道德來裁決的個案,從而在根本上抹殺了這部作品作為一個“文學的”而不是“社會學的”個案所具有的意義。今天看來,離婚是否道德,離婚是否帶來了好的或是壞的社會后果之類的討論已經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就是說,《童話》的社會學意義已經消耗了它的歷史功能。但是,作為新時期文學中“引起較大影響的作品”之一,《童話》的文學史意義依然保持著非常復雜的面向。其實,把《童話》目為“報告文學”或者“紀實文學”大大淡化了《童話》的內涵,通過資料我們了解到,《童話》并非僅僅是遇羅錦個人生活的簡單復原,而是采用了一系列復雜的敘述手法和敘述視角“重敘”的“故事”,其中的各種虛構、剪輯、編織不亞于任何一部當代的小說作品,也就是說,只有把《童話》當做一部小說作品來予以解讀,才能洞曉其中隱藏的種種文學/文學史話題。(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童話》超越了遇羅錦的現實身份,把她從一個現實生活中的離異女性變成了一個“敘述者”(遺憾的是遇羅錦并非一位“有意識”的作者,她對此一無所知)。通過對“自我”和哥哥故事的敘述,遇羅錦成功地重建了“自我”極其私人的經驗,并與同時期的其它許多作品一起,構成了新時期文學“自我”敘述方式之一種。
  
  一、 沖突模式和內涵的轉換
  
  《童話》發表以后,在眾多文章都圍繞著“離婚”是否正確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時,有一篇文章獨具慧眼地指出了其在“心理描寫”方面的突破:“《一個冬天的童話》的成功之處,不僅在于它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生活的本來面貌,揭示了愛情與婚姻同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還在于它大膽地抒發了人的情感,深刻地刻畫了人的心靈。”“《一個冬天的童話》寫情感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大膽,一個是動人。”(4)確實,《童話》給人最耳目一新之處,莫過于大篇幅地采用心理描寫的手法。在這篇大約三萬多字的作品中,使用“心理描寫”的地方竟然多達二十多處。更重要的是,與一般的內心獨白或者沉思不同,這些心理描寫充滿了辯駁、對抗和斗爭。假設、反詰、提問、否定構成了這些心理描寫的主要修辭手段。考慮到這些辯論和對抗的密集程度,我們大概可以把《童話》中的心理描寫歸結為“沖突”的一個類型——內心沖突。之所以使用“內心沖突”這么一個名詞,是為了進行文學史上的甄別,從而更好地討論《童話》所具有的轉變意義。
  我們知道,“寫沖突”一直是當代小說,尤其是“文革文學”最重要的命題和要求之一。本來,作為一種小說的修辭結構手法,“寫沖突”無可厚非。但是,在中國當代小說中,“沖突”不僅具有修辭學上的意義,更肩負著意識形態的重任。對于中國當代小說而言,“寫沖突”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文藝中的貫徹,另一方面也是構建“新的文藝”和“新人”的重要創作方法。正是這些意識形態因素的介入,“寫沖突”在中國當代小說中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定,首先是“沖突”的類型被大大簡化為“外部沖突”(如人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人和自然災害,人民群眾和階級敵人),“內心沖突”成為一個被禁止的話題,即使有稍微的心理活動的描寫,也是附著于“外部沖突”。其次,沖突的內涵也被嚴格限定在“階級斗爭”的意義上,一切“沖突”的根源都是來自于黨關于“階級斗爭”的經典闡釋,而無關乎道德、良心等更“普遍化”的命題。有學者早就指出了中國當代小說的這種特點:“實際上,1966-1976年間的所有小說都是沖突的小說,所有的沖突,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歸根結底都是階級的斗爭(階級斗爭是不可能和人性發生沖突的,因為毛澤東不承認超越階級差別之上的人性的存在。此為,與自然災害的斗爭也被當做階級斗爭來解釋,因為不同的階級對災害會有不同的反應)”(5)。
  如果我們從沖突的模式和內涵這個角度來分析,就可以發現《童話》與“文革小說”之間復雜的聯系。《童話》毫無疑問是一部沖突作品(小說),真理派和反真理派、真革命與假革命、反出生論與血統論,作品中所描寫的這種種沖突,從某種意義上都屬于“外部沖突”,都沒有超出“階級斗爭”的范圍,這一點在《當代》的“編者按”里有清晰的表述:“十年浩劫期間,在遇羅克為了捍衛真理被捕以至被殘酷殺害前后,她和她的家庭也經歷了種種的磨難。據作者說,此文基本上是根據她個人的親身經歷寫成的。我們認為,這部作品所反映的決不只是他們個人的偶然不幸,而是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統治和多年來封建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血統論必然造成的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現象。”(6)把個人的遭遇和自我講述上升到“社會歷史現象”的高度是當時普遍的閱讀模式,但是,這種解讀沒有意識到“自我敘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拆解統一的關于社會歷史的“大敘事”,從而呈現變化和差異。對于《童話》來說正是如此,第一人稱的“自敘”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凸顯了個人被遮蔽的情感和體驗,雖然“沖突”依然是作品的結構方式,但是,因為大量“內心沖突”的出現而改變了前此單一的“外部沖突”模式。這里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換,那就是,“外部沖突”和“內心沖突”的位置被顛倒過來了,在《童話》中,任何一次“外部沖突”最后都落實到敘述者內心的激烈沖突上來。比如,在作品的第六節中敘述了“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河北找對象這一“沖突”時,它非常自然地轉化為“內心”的沖突:“萬萬沒有想到,一向清高的我,竟會做出隨便嫁給誰都可以的決定!如今若有個妓女院我也想去,只要家里能過得好些!這個突變誰能想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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