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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昔日煙王上山下鄉


張 程

  編者按
  褚時健,可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具爭議”的商界人物。
  他曾是全國最紅的企業家,也是當年最大的貪污犯;他曾有過無比的威望和榮耀,后來卻成了階下囚。他曾創造了國企高速成長的“云煙奇跡”,出事后又引出國企高管“59歲現象”和國企領導的激勵機制的話題。他作為一個企業家,所享有的榮譽難有人與其匹敵;他成為一個貪污犯,獲得的無數同情同樣也是前所未有。他風光時,無數人想方設法要接近他;他“落馬”后,依然有很多人不遠千里前往云南尋找他、拜訪他。
  這就是褚時健。一個充滿矛盾和傳奇色彩的當代商界人物。若干年后,當有人書寫中國當代企業史時,他是無法跳過的一章。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說:“‘褚時健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轉型時期的中國商界在法制觀念和價值評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但是,無論別人怎么評說,無論歷史怎樣書寫,褚時健對這些早已漠不關心。現在的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年過八十了仍然在為他所醉心的“商事”而忙碌。他不在乎穿著有油污的馬甲見人,偶爾還會像個孩子一樣,為自己還完種橙子欠下的外債而歡欣鼓舞……
  
  1999年1月,原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被判處無期徒刑。
  自那以后,褚時健從公眾視野里消失了。偶爾,媒體的零星報道中會有一些他的消息,或說他減刑了,或說他被保外就醫了。盡管有關他的消息很少,但關注他、尋找他的人并不少。但遠離商界的褚時健,早已習慣了深居簡出。所以,許多記者專程到云南尋訪,也難見其人。
  農歷牛年前夕,《新財經》記者就有關煙草業大整合的話題前往云南紅塔集團采訪。采訪任務完成之后,記者又多留了三天,想找找褚時健。
  2009年1月7日,記者在費了一番周折之后,終于打聽到了褚時健的家。下午3:20,記者按響了褚時健家的門鈴,響了三次,開門的正是褚時健。他中等身材,由于午睡剛起,面容有些憔悴,頭發花白但還算整齊。他穿著厚厚的保暖內衣,外面套了一件棉馬甲,上面還有一些油漬,腳上是一雙棉拖鞋。記者有些詫異,很難將眼前這個普通的云南老頭與“昔日煙王”聯系起來。
  褚時健將記者迎進門,轉身去沏茶。在客廳茶幾的玻璃板下,記者看到了一張匯款回單——2008年5月15日,褚時健為汶川地震捐款3萬元。客廳的墻上,掛著褚時健和老伴馬靜芬的照片,兩人都很精神。想必,這張留影距今已經有些年月了。
  坐定后,褚時健拿出了一盒軟包裝的“玉溪”煙,遞給記者一支,自己也掏出一支,點著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深吸一口,再悠悠吐出。記者表示想問幾個問題。“你問吧!”褚時健的語氣很爽快。
  采訪就這樣開始。
  
  “我就信我”
  
  “您信命嗎?”記者直接發問后,也感覺以這樣的問話開始,似乎有些唐突。
  褚時健看著記者,從嘴里蹦出四個字:“我就信我!”
  褚時健說,他是家中的老大,由于父親去世早,很小就幫母親操持家務,“生活很不容易”。正是生活的艱辛,磨練了他強悍的個性。據褚時健的好友說,褚時健在褚家擁有絕對的權力和威望。
  弟弟褚時佐對褚時健的評價是,“哥哥很敢”。褚時健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在一次戰斗中,與褚時健同去的兩個哥哥被打死,他不肯撤退,硬是要沖上去把哥哥的尸體找回來。這就是褚時健的膽識和勇氣,也正是這等膽識和勇氣主導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革命勝利后,二十剛出頭的褚時健當上了區長。27歲那年,他被任命為玉溪行署的人事科長。后來,他因與上司行署專員發生沖突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到哀牢山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提及往事,褚時健已經不很在乎:“我這種人,脾氣牛是牛些,沒錯就不認錯。到哀牢山那一帶好,我坐辦公室坐不住。”
  女作家先燕云曾在文中寫道:“如果沒有1958年那場運動,時光造就的,大概是領導干部褚時健,而不是全國聞名的企業家褚時健。”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在哀牢山,褚時健先后做過糖廠、酒廠、農場、畜牧場、造紙廠的負責人。1979年10月,褚時健結束了在哀牢山近二十年的生活,接手玉溪卷煙廠,這一年他51歲。那時的玉溪卷煙廠很是破落,效益也很差,但褚時健還是來到了玉溪:“成功,我沒想過。但對管理工廠,自信有七八成把握。”
  1981年,褚時健決定花260萬元從英國引進一臺設備。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買60臺同樣的國產機器。為什么一定要買進口設備?進口設備效率就一定高?如果有問題,誰來承擔責任?
  褚時健向領導立下“軍令狀”:“干砸了我辭職!”
Tags:褚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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