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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的傳說


呂 微

何其芳的傳說
呂 微

文學所的“老人”當中,流傳著不少關于何其芳的故事,這些文學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熱衷于講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豎起畢恭畢敬的耳朵;等到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講述——就這樣,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學所一代一代流傳下來。
說起來,本人與何其芳還真有點緣分:家父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雜志工作時,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級,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結婚時,何其芳是介紹人,還送了一本剛剛翻譯過來的蘇聯小說《幸福》作為新婚禮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調入文學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將近二十年。
到了文學所先在《文學遺產》雜志再進民間室,無論做什么,總得從館藏資料的調查開始。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藏書,從來沒有親手撫摸過這么多有價值的藏書,那一次的興奮和激動是我這一生中都不會再有的。蹲在書庫最隱蔽的角落里,聽任書架上的塵土紛紛揚揚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經兩進兩出文學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閑談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車,一出北京站,看見十里長安街燈火通明,對面不遠就是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大樓(其實只有三層),那真是熱淚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時代進文學所的老人中間最年輕的一位,至今,文學所的老人們見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說過,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說,文學所的何其芳時代結束了。
在高高的書架上尋書,正值圖書館的同志把塵封多年的一箱箱寶卷等民間唱本登記上架。據說,這些寶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資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機會從全國各地以低廉的價格購置回來的。那時,很少人意識到這些寶卷、唱本的價值,就連民間人士自己也不認為這些玩意兒值什么錢。據說,資料室的同志的確是根據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國各地收集寶卷的——當然也是遵循文學所第一任所長鄭振鐸的遺愿,鄭振鐸是中國學者中最早注意到寶卷價值的人。何其芳本人雖是“五四”新詩的杰出詩人,卻也并不小覷民間文學,他與公木(張松如)在延安時期合編的《陜北民歌選》至今是中國民間文學采錄、整理的典范。文學所從建所之初就有重視民間文學的傳統,民間室是文學所最早設立的研究室,當年在文學所資料室工作的老先生們也都是這方面的內行,他們自己更是在這個傳統中工作了多年,其實他們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別提醒他們:外出時一定注意搜求民間寶藏。
何其芳本人嗜書如命,據他自己的說法是“一生難改是書癖,百事無成徒賦詩”(《憶昔》),“喜看圖書陳四壁,早知糞土古諸侯”(《偶成》),即使“大澤名山空入夢”,也要“薄衣菲食為收書”(《自嘲》)。當年的何其芳家住東單,離王府井不遠,那時王府井的東安市場還沒有改造,舊書店鱗次櫛比,據說每到禮拜日,何其芳就去逛舊東安市場的書肆,天黑時才拉上滿滿一平板車的書回家。家父說,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臟病以后,還每每從書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書”。我不知道何其芳當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車車書、一捆捆書當中有多少是給自己買的,有多少是給文學所采購的?而且這一車車、一捆捆的書里面有沒有寶卷等民間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會每個星期天都有空閑去逛書店。
當然,何其芳必定是有過一次逛了舊書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車舊書的經歷,但恰巧就被文學所的人撞見了,因此也就被文學所的人記住了,從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買一車書回家的傳說。就像我剛才說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諄諄囑咐采購人員出差時留意民間文獻,資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這樣的學術眼光,但資料室的老先生們仍然把文學所館藏充棟的功勞歸于何其芳,也樂得聽任文學所的其他同志中間流傳這樣的傳說,而自己則寧作無名之輩,因為他們敬重何其芳、愛戴何其芳,他們有心無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贊譽都奉獻給了何其芳。這究竟是為了什么?
我有時懷疑,何其芳的故事有多少是完全真實的?其中又有多少虛構的成分?文學所的老人們把多少想象的東西賦予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何其芳?于是何其芳就當然地成了文學所集體精神的象征。在民間故事中,有一種“箭垛式”的人物,他們的身上被射中了各種各樣的傳說逸事之箭,我想,何其芳就是文學所的箭垛人物,他永遠是文學所的老人們所理解和記憶中的何其芳,于是,各種丘比特的敬重、愛戴之箭才集中射向了何其芳。
當然,要成為箭垛人物,這個人物自己也一定要具備某種品質,民間文學理論叫做傳說故事的“核”,沒有這種特殊品質,沒有這個“核”,何其芳也不會成為箭垛人物。何其芳是一名真正的詩人。這倒不在于他是“漢園”三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之一,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詩人何其芳”之為真正的詩人。
一九六一年,文學所召開了一次以民間文學為論題的學術會議,根據我對學術史的研究,這也是文學所以“所”的規格召開的唯一一次民間文學主題學術會議,這次學術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交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寫作經驗”。撰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倡議最早是由老舍在五十年代后期提出的,這個提議得到了周揚的支持,全國性的組織工作最終交給了文學所。一九六一年召開研討會的時候,有十幾個民族的文學史初稿已經完成,那次會議就是討論其中白族、苗族和蒙古族文學史的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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