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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云案與北宋慎刑重刑之爭


黃開軍

黃開軍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400715)

【內容摘要】發生于宋朝熙寧年間的阿云案,近千年來為古今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宋明以來史家對王安石懷有的政治偏見,影響了他們對阿云案的評判,也誤導了當今眾多研究者。拙文僅從案件的審判過程入手,極力網羅與案件相關的律敕原文與各家奏議評述,力圖還原和分析此案審判前后爭執的所有細節,最后得出結論:阿云案實為宋代重刑傳統與慎刑主義矛盾沖突的一個縮影,而從天理、國法、人情諸方面考慮,真理無疑都在慎刑派手中。

【關鍵詞】北宋阿云案;慎刑重刑之爭;罪疑惟輕;王安石;司馬光。

【作者簡介】黃開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2009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史。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期“用重典以救時弊”之效,推崇猛刑治國,各級法官遵循上意,無不嚴厲鎮壓盜賊,遇有疑難案件,也多從快從重處罰。因此,《宋刑統》雖然托胎于《唐律》且損益無幾,但宋代對該法的執行卻比唐為重,成為當時法制的一個突出特點[1]。到北宋政權、社會已趨于穩定之時,嚴刑峻法已無必要且弊端叢生,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和憂慮。真宗時,名臣陳舜俞就直言不諱地疾呼:“罪疑惟輕,立法以教后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2]希望把“罪疑惟輕”當成斷獄和立法的普遍準則,而不是法外施恩的臨時舉措,這是對慎刑最明確的闡述。事實上,從宋仁宗開始,在一批開明士大夫的呼吁下,朝廷已陸續發布了一系列慎用刑罰的詔敕。慎刑主義者要把自己的思想貫徹下去,必然會與那些傳統的重刑勢力發生沖突。宋神宗熙寧年間發生的阿云案,不僅反映了重刑主義與慎刑思潮的深刻矛盾,而且帶動了有宋一代刑罰風氣的轉變,堪稱宋代法制建設的轉折樞紐。

一、阿云案初審及上訴

該案在《宋史》卷三百三十中有如下記載:

初,(阿)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余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3]。而在司馬光《傳家集》中一篇奏議的注解中,則透露了更多細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于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成親,后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具實招[4]。可見案情并不復雜,偵破過程也極為順利,但出人意料的是,該案的審判過程卻極為曲折。明代人丘浚在描述此案時說:“阿云之獄既經大理審刑、刑部又經翰林、中書、樞密,名臣如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公弼、文彥博、唐介,法官如劉述、呂誨、劉琦、錢顗、齊恢、王師元、蔡冠卿,議論紛紜,迄無定說。”[5]紛紛擾擾中,神宗多次下達詔書敕令,以期停止爭議,但爭論卻持續十幾年,直到神宗死后才得以停息。阿云案審而不斷的癥結何在?這是古今眾多學者孜孜探求的課題,歷來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將其置于宋代重刑傳統依舊頑固、慎刑思想已然興起的大背景下考究,對阿云案爭執的本質根源有所發現,在此略陳一二。

阿云案告破后,交由登州知州許遵審理.“按(阿)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6]。又“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7]。許遵認為,此案符合《宋刑統》中關于“自首”減刑的規定[8]。初審后送交審刑院、大理寺定讞。大理寺以“當為謀殺已傷”論,判處阿云絞刑。如果許遵就此屈服,此案也就了結,但他卻上奏抗議稱:“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9]審刑院被迫將其作為疑案奏請敕裁,詭稱阿云“違律為婚”。按宋代《戶婚律》規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10]審刑院為了維護自己的絞刑判決,競謊奏阿云有加刑情節[11]。所幸神宗仁恕,雖然同意審刑院所判,又法外開恩,“敕貸其死”,阿云案遂告一段落。中國古代衙門式的司法機構要求法官在控訴嫌犯的時候,又要考慮其是否可以減刑,這對法官來說是一道難以化解的難題。許遵一接此案便根據案情排除對阿云“殺夫”的指控。眾所周知,古代犯“殺夫”等“十惡”之罪者,或腰斬,或凌遲,絕無寬怠可能。如果沒有許遵的據理力爭,很難得出“敕貸其死”這個差強人意的結果。其他暫且不論,許遵為了一個與已毫不相干的人頂撞上司首先是履行一個法官的職責,《宋史》撰者不但沒有理解、贊許他的義舉,反而稱許遵如此是為了在升遷之際“欲立奇以自鬻”,這種誅心之論是不公允的。

由于許遵的堅持,神宗有條件赦免阿云死罪,“敕貸其死”,即要求阿云出錢贖免死刑。然而根據案情推測,阿云定是家境貧寒,如果未能在規定時間交納罰金,仍然難免刑逼甚至性命之虞。幸好許遵再次提出減刑意見,請求刑部再審。毫無懸念,“刑部定如審刑、大理”[12],然而,許遵仍不服判決,“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13]。這樣經過許遵的不懈努力,阿云案得以逐級上訴,最終爭取了中央最高決策層的介入。先后有五位“兩制”官員參與討論,分成以王安石、許遵、呂公著、韓維、錢公輔為代表的慎刑派和司馬光以及刑部、大理寺為代表的嚴懲派。 二、“兩制”爭執的焦點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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