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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老人與海的故事


李 嵱

據說這個老人現在已經得到法律的寬恕。當他作為一個普通的老人過著普通人的日子時,他會去想什么呢?他說他“不想想過去”,因為“那是自找麻煩”。他看上去滿足于站在哀牢山上眺望自己的桔園。他與大海搏斗的一生隱藏在這片連綿不絕的翠綠色的靜謐之中。

1997年,68歲的褚時健帶著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7年的紅塔集團。
2003年,王石曾到云南哀牢山上去看望這位讓他尊敬的老人,“經歷過那么多坎坷,精神卻那么好。”這兩年,他的身體狀況又差了許多。有媒體記者今年尋訪褚時健時,不禁感嘆:這位76歲的老人,看上去和藹但是虛弱,頭發花白蓬亂。英雄暮年,讓人唏噓。
8月中旬,本刊記者先后兩次采訪了褚時健案件的律師馬軍。這位律師一直在為褚時健的案件奔走疾呼,因為他從老人身上看到“問題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覺得“褚時健的悲劇,是國家體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而面對這一切,法律是無力的,不可能給予裁判。

他作為企業家的影響力并沒有消失

在玉溪卷煙廠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東方紅,太陽升,玉溪出了個紅塔山,它為人民謀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這個順口溜的背后是由一連串經濟數字所作的注解:1979年,玉溪卷煙廠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淹沒在云南省數千家小煙廠中,默默無聞,苦度生計。上世紀90年代初,玉溪卷煙廠年創利稅相當于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達200億元以上,穩坐中國煙草業第一把交椅,并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紅塔山”無形資產1997年達到了353億元,在中國位居榜首。有人驚嘆:“這簡直就是印鈔廠。”
褚時健正是這個“印鈔廠”的領導者。“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為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勝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為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傳說在玉溪卷煙廠鼎盛的時候,曾有新加坡某煙草公司來請褚時健過去,答應“過半年給他一半股份”,他沒有去。褚時健離開后,煙農都拒絕種煙,因為煙價大滑。“現在,紅塔集團(業績)滑坡,我看跟褚時健關系不大。市場變了,就是他在也不行。”玉溪當地一位人士分析說。褚時健承認這種變化,“對策,一個人跟一個人都不一樣。”
褚時健說:“現在也該它們(指外地煙廠)上來了,我跟它們搏斗了這么多年。”
在剛剛保外就醫的時候,當地很多農民自發地去看褚時健。馬軍對記者說,那些場面“都是很感人的。”
對于大家對自己的尊敬,褚時健說:“應該說這些事情,掌握規律后別人也能做到。這個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歷史往后延長一點,還是有人會出來把它做好。”
據說紅塔集團的現任高層經常會到褚時健這里問計問策。

馬軍眼里的褚時健現象

有人說,褚時健是一個到深海里捕魚的老人,他之所以陷入厄運,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出海太遠了”。
今年3月兩會即將召開的時候,馬軍又一次奮筆疾書,應該說,通過褚時健案件,他看到的是一個現象。他這樣寫道:“之所以會出現褚時健案件,是先進的生產力和不先進的生產關系這一矛盾發生沖撞,而褚時健當了這個沖撞的犧牲品,這是有直接關系的。玉溪煙廠給社會、給國家、給人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是,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沒有通過分配關系體現出來,它適應不了這個發展,所以導致這個矛盾沖撞的結果就是褚時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因為他畢竟沒有分配到四個昆明卷煙廠廠長的收入,沒有分配到地處沿海城市、享受開放地區優惠政策的上海卷煙廠廠長四倍的收入,還更因為17年來,在以褚時健為法定代表人的玉溪卷煙廠的分配為:17年稅利總額800億元,17年全體干部職工的分配為5億元,分配比例百分之零點六二。如果加上紅塔山品牌價值352億元,分配比例僅為百分之零點四四,而褚時健個人17年的全部總收入80多萬元,其個人的分配比例是十萬分之一和十萬分之零點六九,即玉溪煙廠每創造一個億的稅利收入,褚時健的收入才有一千元左右,或國有企業有一個億的收益加上紅塔山品牌價值,褚時健可分配得649元收入,這種分配在中國沒有第二家。”
馬軍認為,把褚時健的全部所得都算上,與國際同等企業最高管理者的收入仍然有著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必然會造成一種強烈的心理刺激,產生一種巨大的心理不平衡。當企業發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撐的時候,這種不平衡還不會顯現或者不太明顯;而當企業輝煌了以后,這種心理刺激就會逐漸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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