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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狗刨的姿勢奔向彼岸


張樂朋

  沒有內幕的“政治家”,猶如在帷幕上筑巢的燕雀,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傾巢而垮,根本無須太大的政治風浪。孔子有過短暫的政治生涯,政績也可圈可點,但他一直沒有進入厚黑的弄權者們麋集的后臺。
  孔子在野,就一廂情愿地想讓沒落的齊帝國一變成為小魯國,再讓小魯國一變回到周公旦的時代去,好像自己是一個掌握著變性手術的外科醫生,能在減肥的同時豐乳。他是保守黨,不是與時俱進的改革派,“用事于魯”的四年從政經歷,魯國的政治有起色,但這種起色充其量是回光返照,架不住八十個齊國美女三個通宵的長袖亂舞,魯國君臣集體“好德不如好色”,早把強國夢和糟老頭忘到腦后。他像一個政治機器人,規定動作完成,運行程序就必須停止,從前臺撤下來。孔子臨行歌唱“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其實“婦人”哪有這等力量?還不是國際國內都缺少生長“周禮”的土壤?無根政治,借尸還魂,焉能久長?
  孔子懷著巨大的失意再次離開魯國,意志上老花,政治上近視,使這位改良主義者不能有效地總結教訓,尤其是他對國際形勢過分樂觀的估計,加上不尊重現實,終于得出錯誤的結論。緊抱著“吾從周”的政治審美觀不放,把虛像的盛況當作一門可以移植栽培的技術,可以復辟周禮的征象,緊抱著“魯國制造”的政治盆景出國兜售,從而使他十四年的流浪更加盲目。
  孔子失位,以五十五歲的老邁之軀,開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羈旅生涯。在鄭國都城,孔子和學生們走散,鄭國的社會風氣一直成問題,當時巳經反映到《詩經·鄭風》里了,一個居心不良的鄭人告子路說,東門有個“累累若喪家之犬”的人,和你要找的人挺像。子路見了老師,據情實說,孔子苦笑著說:“然哉,然哉!”——若非吃遍苦頭的人,就算到了“耳順”之年,恐怕也難以接受這種又傷面子又傷心的話。叫人家以后怎么上講臺?
  類似這“累累若喪家之犬”的遭遇,圣人一生,不止一次。一如“厄于陳蔡”,絕糧七天,,炊不舉火,野菜充腸,碗里不見粒米,學生病倒一片,遭遇不如餓狗,因為狗的食性比人廣泛。再如“子畏于匡”,被匡人誤當仇人陽虎,遭到不明真相者的匡人窮追猛打,師生跑散,惶惶如落水狗,體質很差的顏回幾乎拉了胯,喘吁吁最后歸隊,孔子喘定思喘地說:“顏同學,我當你死了。”在宋國和衛國,孔子也曾經遭到當權者的無端猜忌,莫名其妙地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不能居留。這些狼狽不堪的經歷,每次都成了孔子大發感慨的機會,留下許許多多的格言警句,讓他的學生和后生們詠嘆不盡。但無論多么體面的話語,語氣里總散發著一股碘酒味,就像掩飾傷疤的藥棉和繃帶。“一切景語皆情語”,圣人不堪回味的詩意人生,每每讓我心里覺得難過。孔子才是天字第一號的懷才不遇者啊,后世自負才名者可以休矣!
  當然,圣人也瘋狂,對于孔子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壓抑多年的圣人,瘋狂所需的必須是政治資本,必須是掌握了權力。瘋狂的人就要干出瘋狂的事情,干以前干不成的事,用手里多余的籌碼痛快一把。他代理國務的第七天,就把“亂政大夫”、“魯之聞人”少正卯殺掉了,還暴尸三天。
  “用事于魯”的四年,是孔子最風光的四年,他主動把自己綁在魯國的戰車上,為了幫助大權旁落的魯定公撈回實權,抑制豪強,援用“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的古制,采取“墮三都,出藏甲”的措施,讓“好勇過我”的莽漢子路去具體實施,子路下手的力度很大,引導程序不完備,激變費邑和成邑的民叛,孔子動用武力彈壓了費邑的叛眾。在解除成邑的武裝時,遇到死硬的權臣和武裝分子的堅決抵抗,定公的部隊久攻不下,成邑圍而不克,“墮三都”計劃半途而廢。
  成邑的叛亂沒有最終解決,但權臣坐大貽禍政權的局面,從反面證實了“墮三都,出藏甲”的必要,證明了孔子的英明。孔子當著定公的面,給“三桓”上了一節殺雞給猴看的好戲,整肅了朝綱,短期內扭轉了社會風氣。孔子后來自道“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這話說得優柔而蹊蹺,令人費解,是解釋是辟謠還是辯解?模糊不清。但不管怎么說,都留下了別人認為他諂媚定公的蛛絲馬跡。圣人行政,披荊斬棘,眼高手高,圣則圣矣。去維護一個王公拋棄的傀儡君王,在叛眾眼里,孔子對魯定公的忠誠和對他們的威脅一定是成正比的,所謂圣人也就不過是一個效忠如犬馬、行徑如鷹犬的人而已。
  站在今天看過去,猶如隔岸觀火,似乎見地分明,實際不見頭緒,而且容易陷入是非觀的簡單判斷形式,例如肯定孔子,否定“三桓”及其權臣,這樣的史觀,實際是“維持秩序”的主觀唯物主義。孔子時代,魯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十分混亂,首先是政出于私門,政令不在君,而在大夫,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這已經讓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而季氏又受制于家臣陽虎,孔子叫這種亂政狀況為“陪臣執國命”。家臣執掌國政的現象,說明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已經不合時宜,不能簡單看成權貴對皇權的覬覦。權力的下移和權臣的攀升,都是社會或歷史的涌浪推動所致,是必然的力量,替代也罷,進步也好,總不能是孔子說合理就合禮、說不合理就非禮,歷史的車輪不是孔子的車駕,要聽他的左右和使喚。歷史還恰恰證明了,孔子從來沒有執穩自己政治車駕的牛耳,他一貫奉行的周公主義的政治路線與歷史發展背道而馳,他,只是一個貌似老練的不成熟的政治家,一個幼稚的功利主義者,他的政治面貌需要重新認定。孔子政治觀的逆動,屢見于他一句“我不復夢見周公”的意思惺忪的話里。他對周公的這份迷信就不科學,他把政治審美標準定在前朝古代,希望掙脫羈絆的歷史重新回到桎梏當中,他給自己畫地為牢,再給他十四年,也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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