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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撫傷痕話當年


李 偉

  時光倏忽,歲月無情,世事滄桑,人生多故,我的生命年輪已推上81級。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大半依稀,惟獨八年抗戰,國恨家仇,刻骨銘心。
  八年抗戰期間,我生活在蘇浙皖三省三角地帶的自由區里,目睹過日寇的暴虐獸行,親眼看到我軍的浴血抗戰,經歷了家破人亡,顛沛流離。
  
  父親險遭日寇殺害
  
  事情得從頭說起。
  我1925年出生在江蘇宜興。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燃起了抗戰烽火,但對宜興觸動并不很大。“八·一三”戰事波及上海時,宜興人仍認為自己地處腹地也許可安然無恙。直到上海淪陷,大批撤退部隊從京(南京)杭(州)路如潮涌來,這才使宜興大受驚動,考慮搬遷。
  此時,12歲的我正讀初中一年級。11月的一天,語文課上老師流淚講完課文,宣布學校從此停課,此情此景宛如法人都德《最后的一課》中所描述一般。誰料當晚宜興城垣就遭日機轟炸,時人們睡夢正酣,故死亡慘重。
  寇機轟炸剛停,我父母帶著我們弟妹四人,一家六口,倉惶出走,從此棄家流亡,痛別故鄉。離家不及一月,宜興就告淪陷。
  寒家本來清貧,父親長久賦閑,僅賴祖遺的少數田地收租為生。父母和我們4個嗷嗷待哺的子女(最大的我不過12歲,幼妹僅3歲),無力逃到大后方去,僅在離城十余公里的鄉村暫時棲身。
  1938年春天,不想一場殺身之禍突然降臨。為著一家生計,父親在我們暫住的村子里,開設學塾教幾個學生。當風聞宜興的日寇要下鄉掃蕩時,父親讓母親和弟妹逃往幾公里外的外婆家。父親和我兩人暫時留守,住在蔣姓的祠堂里。
  這天上午,一小隊日寇突然進了村。日寇撞開祠堂大門,我和父親從藏身的神龕下被搜尋出來。日寇用寒光閃閃的長刀架在父親脖子上,索要“花姑娘”。經給日寇帶路的鄉民說情,同時在鄰屋房頂上日寇找到兩個女子,這才放了父親,死里逃生。日寇一走,我們立即逃離。
  這是我首次“零距離”目睹日寇的獸行。
  
  母亡流徙途中
  
  有道是“寧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當時日寇占領下的宜興,哪還有什么安靜地。我們一家東遷西移、顛沛流離,尋找日寇暫時未到之處。流徙途中最苦的是母親,她出身書香世家,又從未出過遠門,這時攜兒帶女、背負衣物,常無舟車可乘,遠道跋涉其苦可知,加上那時她又有身孕。1938年夏秋之交,這天大雨滂沱,我們住在鄉間一個叫做楊埠庵的寺廟里,患病幾天的母親發著高燒,不省人事。父親看護母親,由13歲的我步行到幾公里外的小鎮去請醫生,沒想到醫生卻索要高價,遲遲不肯走。好容易等醫生趕到時,母親卻因小產死了。
  狂風暴雨,天人同悲。那年母親只有36歲,正當盛年。去世時未留片言只語,雙目睜著久久不瞑,她怎甘心拋下兩雙兒女?!
  家已破,人又亡,人間悲劇莫過于此。
  古廟外,臨河的坡地上,埋葬了母親。悲風嗚咽,父親泣不作聲,我們嚎啕大哭,高喊著:“媽媽,媽媽!”
  
  初闖入海去謀生
  
  我們又踏上流亡之途,暫住在宜興與常州交界的一個村子里。
  暫時安定后,父親看到戰爭一時不會停下來,開始考慮子女的安排。
  我是長子,他首先想到我,想到我的繼續讀書。早在我6歲那年,祖母去世前就一再囑咐,一定要讓長孫讀書,不然對不起祖宗。這時周邊沒有中學,無學可上,父親深深自責沒有把我托付給二舅,帶我去大后方——川、云、貴。萬難中,終于想出一個辦法:親戚儲祎在上海開了家東方書店,寫信給他,詢問可否讓我去當學徒。我曾讀過東方書店出的《古今名文八百篇》,徐蔚南編,煌煌一巨冊。我不禁開始編織美麗的幻想——去書店有書可讀。接到儲先生應允的信后,父親親自送我到常州。臨分手前,千叮嚀萬囑咐,他不放心讓年僅13歲的兒子,闖入人海去謀生啊。
  東方書店在上海愛文義路,無店面,儲祎只從事編輯,發行委托別店。當時上海已成孤島,書業不景氣。他把我轉介紹到一家自求印刷所去當學徒,學英文排字。這使我大失所望。
  行拜師禮、吃拜師酒,都由儲先生安排,舊式的學徒生活,形同奴役。我并非渾噩無知的孩子,已讀過不少新文學作品,受博愛、平等、自由思想的熏陶。再有每晚席地而臥,那萬千臭蟲群集的襲擊,無法忍受。于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儲先生,傾訴痛苦與失望,表示我要回家。對我的信,儲先生頗感意外,也極贊賞,親去接我,付了違約賠償金,并給盤纏,讓我回家。一周的學徒生活就此結束。多年以后,我常設想,如那時忍受下來,成了一員工人,也許不會有后來身為文人進人煉獄,接受“運動”洗禮了,是禍是福,實難斷言。不過,這是后話。
  
  巧遇新四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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