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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40年


林麗玲

  林麗玲 編譯
  
  “你們這些骯臟、嗑藥嗑昏了頭的敲打族痞子。我隨函寄上半年份的訂費。大家都知道你們是一群左派份子,拿搖滾樂當幌子。”
  ——法蘭克·里蒙斯(Frank Lemons)
  
  ——摘自《滾石》讀者投書欄,1968年
  這就是被譽為“文化圣經”的美國老牌音樂雜志《滾石》最初的風格,充滿了反正統、反傳統、反保守、反世俗的離經叛道精神。
  四十年過去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終結與奮起都能在《滾石》中找到影子:上個世紀60年代的叛逆、70年代的夢滅、80年代的保守、90年代的喧嘩以及“9·11”恐怖事件后的恐懼……它早已脫離簡單雜志的媒體功能,成為世人偷窺美國文化的窗口,并依然發揮著影響力。
  讀懂任何一種傳奇,如《滾石》,我們不僅要知道它的現在,還必須清楚它的過去。那么,就讓我們乘載“滾石”的時光機,閱讀它的歷史吧。
  
  見證美國文化的變遷
  
  回到60年代。當時的美國社會躁動不安,無數的黑人(也有白人)奮力爭取民權、反越戰(1961年——1975年)運動在全美各大學校園轟轟烈烈地展開,并開始反傳統文化與道德,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社會運動還誘發了環保運動和女權運動的起步——叛逆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所有青年人都在“造反”——人們盡情享受著搖滾樂、做愛、大麻、冥想與虛無所帶來的快感。
  1967年10月,一本名叫《滾石》的雙色印刷、紙質粗糙的雙周刊悄然上市。它的創刊人是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肄業的筒·溫納,“滾石”一名來自于老話“滾石不生苔”。被后來公認為是“天才編輯”的溫納當時意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來臨了,而音樂將是這個時代最震撼人心的標志。他迷戀的偶像,不管是鮑勃·迪倫、約翰·列儂還是滾石樂隊,才是新的英雄,像拿破侖或者拜倫一樣值得尊崇。
  就這樣,溫納和他的同事們開始拼命地工作。在簡短的發刊辭里,時任總編輯的溫納這樣寫道:“你也許搞不清楚我們想干什么。很難說:也算一本雜志、也算一份報紙……因為報紙變得如此不堪信任、毫無意義;因為偶像雜志早巳不合時宜、老是用神話傳奇和無聊的俗套妝點自己,我們希望這兒可以擁有一些東西給藝術家、給這個工業,還有每一個‘相信魔法能使你自由’的人。”
  他還寫道:“《滾石》不僅僅與音樂相關,也和音樂所擁抱的事物與態度相關。我們拼命地工作,希望你覺得不錯。任何對這本雜志進一步的解釋都很難不變成狗屎,而狗屎是會生苔的。”
  第一期《滾石》的印量為四萬冊,封面是溫納最喜歡的披頭士領銜人物列儂。
  
  將目光投向政治與社會
  
  誠如溫納所宣稱的那樣,《滾石》除了報道音樂以外,更強烈關注音樂所包容的事件與態度。從70年代初開始,溫納開始更鮮明地關注政治與社會事件。
  在這個時代,美國人會永遠記住兩個人——嘗試“新新聞寫作”的湯姆·伍爾夫、亨特·湯普森。亨特以搖滾樂的節奏感對于1972年美國大選的報道,到如今依然震撼人心,其作品《在拉斯維加斯的恐懼與厭惡》,是美國政治寫作中的最驚人之筆。這種寫作方式不僅“背叛”了傳統新聞的史料,而且也被視為美國文學史上的一次重要嘗試。
  亨特獨特的報道影響了無數的記者,也使《滾石》一炮打響,成為美國媒體的傳奇。除了總統大選外,1973年的水門案以及1975年轟傳一時的核電廠污染黑幕案“絲克伍(Silkwood)事件”,都使《滾石》聞名于世。
  至此,人們似乎可以理解為什么《滾石》能夠影響足足一代人。對于當時的年輕人而言,搖滾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音樂形式,而是當時年輕一代人生觀、世界觀的綜合,溫納所提倡的針砭時事、自由奔放、苦澀辛辣的文風直搗他們的靈魂深處。更妙的是,《滾石》并沒有舍棄原來以音樂、修閑為本位的定位,時刻把握著時尚的潮流以及人們喜聞樂道的花邊新聞,從而在嚴肅與輕松之間巧妙地取得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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