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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荣小说的当代意识


车晓彦

  打开隋荣的小说世界,一股当代气息扑面而来:展现给我们的是花花绿绿的当代人间图画。在欲望横流的社会中,苦苦挣扎的饥渴的灵与肉,带着欢乐与痛苦,亢奋与疲惫,高尚与堕落,守成与叛逆,一个个活生生地向我们走来。
  隋荣小说的当代意识,首先表现为对传统道德观的背离。几千年来,被残酷地压抑在潜意识深渊中的中国人的性意识,这个就连夫妻间也羞于启齿的生命本能,恶魔般地纠缠着中国人的灵与肉,人们背负着传统道德观的沉重的十字架,在克制与欲望中痛苦地煎熬。进入当代以后,人们的性意识开始了缓慢的苏醒。《与狼同行》这篇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坚韧耐劳的强壮汉子。五六十年代,他们为油田开发修筑公路。睡在冰冷的帐篷里,条件再艰苦,他们也挺得住;筑路再繁重,他们也不怕。一望无际的漫漫荒原,杂草齐腰,到处是湖泊和芦苇。他们遭遇到了狼群,野狼昼夜不停地攻击,使这群筑路汉子的生命面临着严重威胁。然而这险恶的外在生存环境并没有吓倒他们,随着道路的延伸,他们同野狼展开了一场场触目惊心的生死搏斗。凶猛的狼群败退了,然而,一股始终潜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力量,却日夜鼓胀起来,搅得他们内生存环境骚动不安。他们是男人,需要知疼知热的女人,可他们远在荒原,身边没有女人,无法宣泄这股来自灵魂深处的难以抗拒的神秘力量。这群穿着杠杠服,戴着狗皮帽子的倔犟汉子,能战胜穷凶极恶的野狼,却无法抵抗隐在内心深处的性欲饿狼。他们开始谈论女人,聊以自慰,赤裸裸地站在大雨中任雨水冲刷,以宣泄内心的压抑。在战场上是英雄,曾和薛东配合,一气夺下十个暗堡,俘虏七名美国兵的马源,在筑路中他是领头人。“我就不信会栽在这条路上!”然而,他在女人面前却不守规矩了,妻妹凤的那鼓起的前胸,使他冲动、亢奋,“他已经许久没有接近女人了”。突然猛涨的雄性欲望,冲破了传统道德观的防线,“他从身后抱住凤,呼吸急促,”开始在一人高的庄稼地里野合。后来马源把妻妹嫁给了战友薛东。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大胆的,表达的思想是清晰的:人的外在生存环境需要改变,内在生存环境也必须改变,性欲需要释放,需要合规矩的释放渠道,否则,一旦变成了饥渴的饿狼,昔日战场上的英雄,也会丧失理智,陷入道德的泥潭。必须指出,马源的突起攻击与妻妹半推半就的野合,这种毫无爱情基础,也无足够铺垫描写的两性交媾,大有图解思想之嫌。
  隋荣小说的当代意识,还表现为对传统爱情观的反叛。中国人的爱情观追求类似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从一而终,把理想的“白头偕老”当作现实来实施。男女结合就要长期相守,无性的婚姻也不分离。似乎爱情与性无关。然而,当中国人开始了市场经济,踏入了商品社会之后,一切都乱套了,传统的规矩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守望的传统爱情观也遭遇了无情挑战。性意识的迅速觉醒,性欲望的一夜暴涨,性发泄的泛滥成灾,导致了传统爱情观的骤然转变:“无性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没有人性的。”如果说《与狼同行》是对中国人性意识觉醒初期给予传统道德的冲击的感受和理解的话,那么,《和太阳有约》则是对中国人性意识彻底觉悟给予传统爱情观洗心革面的深刻体认。小说运用电影交叉式的蒙太奇手法,频繁闪现空旷无际的荒原和灯红酒绿的闹市这两处人群的寂寞。以黄镇海为首的钻井工人,他们遏制了能造成井毁人亡的特大井喷。然而,这群深处荒原,远离城市,远离女人,远离性的钢筋铁骨的硬汉子,却无法忍受寂寞,常常借酒浇愁,打发冷漠的时光,面对性欲的侵袭,他们无能为力。胖子的老婆死了,他也在无尽的思念和性的渴望中,醉酒陷入沼泽而悲惨死去;在无法排遣的性的压抑中,海子睡了小姐染上了性病;黄振海在被酒精燃烧起来的性的幻想中,手淫自慰,满足释放的轻松和快感,获得性压抑的暂时解脱。长期远离性,竟然使他在妻子刘丹滚烫的怀里丧失了性功能。城市的寂寞并不表现为荒原的冷清,而是代之以起的失魂落魄的婚外情。刘丹终于耐不住远离丈夫的孤独、空虚、无聊和性欲的骚扰,频繁地出入于酒店、舞厅、网吧,她被有些学识和气质的网友老子的耐人寻味的眼神击中了,在老子的抚摸和拼命吮吸中融化了。她终于抵挡不住现实的诱惑,传统爱情观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裂变,由悬空的浪漫爱情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最终选择了离开油城,跟随着有钱又深爱着她的张怀雨去了上海。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钻井工人的浪漫爱情,就这样画上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句号。在商品大潮和爱欲横流的夹击下,无性的婚姻渐渐淡漠,最终在时光的磨砺中消失殆尽。作者在大胆地拷问人生的一个古老而又严肃的问题:爱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性和经济是爱情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爱便没有附丽,不会长久。作者并非一个性爱至上的泛性主义者,对海子的押妓,菲菲的淫乱,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决绝的否定。
  隋荣小说的当代意识,更表现为对传统家庭观的解构。自从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社会以来,男性便成了社会一切领域的主宰。男女两性组合成的家庭,便成了数千年来男性统治社会的缩影。在家庭地位上:男为上是天,女为下是地;在家庭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人格上:男为尊贵,女为卑下;在家庭男女关系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家庭权利上:男人拥有绝对特权,女人则在四权的统治之下;在性问题上:男人可三妻四妾、花天酒地,女人必须从一而终、坚守贞操。造成家庭男女不平等,甚至女性沦为男性的奴隶,主要根源有二:一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对妇女的束缚与毒害,使她们永远处在家庭、社会的底层,形成了“女人为男人而生”、“女人为男人而活”的卑微心理和唯命是从的奴性人格。二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女人操持家务,男人养家糊口,这似乎成了亘古不变的家庭分工法则和社会运行的真理。经济不能独立,女人靠男人养活,这种苟活者的状况,造成了女人对男人的强烈依附心理和依赖人格。这种传统的强权的家庭文化,迫使妇女默认自己的家庭地位,形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天由命的宿命观,于是中国传统家庭凝成了超稳定性的结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商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使得被传统伦理压抑了数千年的积怨,一下子在女人的心头火山爆发般地炸开了。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独立意识较强的女人们,开始只身在商海里闯荡。女人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崭露头角,经济的富足不仅使她们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尊严和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且因妇女角色的转换使她们传统的家庭地位得以改变,并不断提升,动摇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关系。不少保持男性权势的传统家庭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巨大裂痕乃至纷纷解体。如果说《与狼同行》、《和太阳有约》还停留在性意识觉醒的层面,解读人性、解读男女、解读家庭、解读社会的话,那么,《淑英的爱情》则是在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层面来解读上述问题的。淑英生长在极为贫寒的农民家庭,十九岁便嫁给了在油田工作的邻村小伙子德才。第二年入了油田户口,摇身一变也成了城里女人。从传统的婚姻观来说,淑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其实,这不过是女人生活环境的转移,并没有实质性的根本变化,依然是“嫁男人就是过日子,洗衣做饭生孩子。”仍旧“被当成一个使来唤去的女人,一个供他使唤的满足欲望的享乐泄愤的女人。”淑英下决心不再做围着锅台转的火妇,不再品尝受人鄙视的滋味。她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于是,办猪场,建鱼塘。她本以为丈夫德才能成为他坚强的后盾,但丈夫对她的事业置之不理,只知吃喝玩乐。经济自立,意识独立的淑英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只有性,没有爱,没有感情交流,过的不是甜蜜快乐的生活。她开始渴望爱情,想象美满和谐的婚姻,追求幸福的生活。她开始主动进攻能干、会体贴人、又爱她的养猪场雇员、离了婚的大树。终于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淑英那渴望爱的灵与肉融化在了大树温暖宽阔的胸膛里。这次红杏出墙,宣告了她原有家庭的解体,她义无返顾地与德才离了婚。淑英最终未能和大树组成家庭,这表明,在当代社会中,女人的独立在给传统家庭带来动荡不安的同时,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女人的出路在哪里?小说没有回答,只给读者留下了发人深思的追问。
  隋荣的小说以写实的笔触,深入到了生活的隐秘区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当代生活的图景,探讨了当代人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以及隐含其中的性意识,令人沉思。但小说还缺乏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索,不仅影响了人物的塑造,而且阻碍了小说蕴涵的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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