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文學評論 > 文章正文

在哈佛讀《中國民法通史》


韋 森

引言

這次來哈佛,除了先從威登納圖書館(Widener)借了普特南(Hilary Putnam)、奎因(Willard v. Quine)、諾齊克(Robert Nozick)以及格爾納(Ernest Gellner)的一些書外,進的第二家哈佛大學校內圖書館,是“哈佛-燕京”,接著,第三家就是法學院。這哈佛法學院圖書館,可真不得了!且不說它外觀氣派,即使那四樓閱覽室,就有幾十米高、數百平方米大小。在閱覽大廳中,稀疏地排放著二三十排古色古香的紅木書架。在兩邊的書架之間的寬敞場地上,擺放著幾張寬大而古老的閱覽臺;閱覽臺上,置放著幾盞臺燈;臺燈下,稀疏地坐著幾個正在靜靜讀書的學人……
當這一切映入我的眼簾時,我幾乎驚呆了:這哪是個閱覽室?這簡直就是個殿堂!驚嘆之中,我慢慢進入了這殿堂,坐了下來。環顧四周,馬上又感覺到這殿堂既宏偉莊嚴,又親切怡人,自己也隨即感覺到融入了其中,剛進來時那被突然壓縮到不知道哪里去的自我,立即又回來了。際此,一個念頭突然浮過我的腦海:在這里坐過、讀過書的哈佛的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們,能不是好的律師、法官和法學家?從這里畢業出去的學生,將來當了律師和法官,倘若在他們的法律事務實踐中昧著良心打了官司、審了案,做夢時還會不回到這里來反省?回到這里時還會不感到恐懼和戰栗?
法律、法學、法庭、法官、以及司法審判程序,都有其神圣性的一面。神圣,有時需要借助場景。反過來,一些場景也自然蘊涵著某種神圣和威嚴。這典型,就是這哈佛法學院的四樓閱覽室。坐在這殿堂般的閱覽室中,才知道為什么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執教多年的偉大法律史學家伯爾曼(Harold J. Berman)教授會在《信仰與秩序:法律與宗教的重新諧和》一書中提出“法律與宗教在精神上相通”這一卓見洞識了。伯爾曼曾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文明中,法律與宗教都共有四種基本特征: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與宗教相似,且與傳統、權威和普遍性相密切關聯的法律的“儀式(性)”非常重要。法律的正式和規范的語辭、法律程序的儀規、法庭的莊嚴布置、法官的威嚴和袍服,嚴格的出場順序、誓言、致詞以及某種“戲劇化”的形式場景,與法律本身的效力甚至正義性密切相關。伯爾曼認為,通過其儀式形式和其它與宗教共同的三個特征,“法律被賦予了神圣性。沒有這種神圣性,法律便失去其力量;沒有神圣性,任何強制都將無效,因為強制者本身會腐敗”。來哈佛之前,讀到伯爾曼教授的這一論點時,曾拍案叫絕!但當時就想不出為什么伯爾曼教授會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來到哈佛,坐在這宏大、莊嚴因而內涵著某種莊嚴和神圣性的法學院四樓閱覽室里,這一切都馬上明白了。因為,伯爾曼教授所說的這一切,似乎都內涵在這場景之中。
一所大學或學院的圖書館好,并不完全在于其建筑外觀多么漂亮,空間多么巨大,內飾多么豪華,更可以從其藏書的數量和品味中體現出來。首次來哈佛法學院圖書館,是奔著伯爾曼教授《法律與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對西方法律傳統的影響”和鄭秦教授的《清代法律制度》兩本書而來的。進了這巨大的圖書館中,我可犯愁了:經過半個多小時穿迷宮似地轉來轉去,我這澳洲、英國、歐洲和中國諸多大(學)圖書館中查書、找書的“一流高手”,竟沒發法找到自己要的書在哪里。最后,一個黑皮膚的圖書館管理員看我實在急了,好心地走出了柜臺,笑容可掬地問我:“Can I help you, sir?”聽到他這問,我立即回答:“Yes, sir, I could not find these books.”于是,這位黑人圖書管理員帶領著我,穿越迷宮,上下好幾層樓梯,最后才把我領到了法學院圖書館殿堂側樓地下室的中文部中。
到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地下室的中文部,一按電燈開關,我又驚呆了:這里怎么會有這么多中文法律專業藏書?這么多好書中有些不都是中國大陸版的么?為什么一些書在復旦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這樣國內頂尖大學圖書館里就看不到呢?就說這篇文章的“主角”張晉藩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通史》吧!1344頁,107萬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總共印行1000冊,它就怎么會被購置到這哈佛法學院圖書館的地下室中去的呢?你能說哈佛法學院圖書館中沒有高人?!

傳統中國社會法律體系的演化與變遷

言歸正傳。在2000年9月去英國劍橋大學前,我曾花了點時間閱讀了一些有關中國法制史和傳統中國法文化方面的著述。受國內一些法文化學者的影響,以前一直以為,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個人治社會,法制并不發達,且缺少民法。現在,讀了張晉藩教授主編的這部百余萬字的《中國民法通史》,才知道這可能是一個誤識。
在這部專著一開篇,張晉藩教授就指出:“中國是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古國,中國法文化積淀之深厚,法律系統之完整,法律規范之詳密,都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國所少有的,而且以其鮮明的特色和深廣的影響,而被公認為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第1頁)。接著,他又指出,至于古代代表性的國家基本法典——從戰國時期的李悝作《法經》到清代頒行《大清律例》,其編撰體例,都是以刑為主,同時也融合民事、行政、經濟、訴訟等法律規范于其中。 ......
很抱歉,暂无全文。欢迎作者提供全文。

推荐阅读
支持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联系方式 | RSS 2.0订阅
全刊赏析网 2019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