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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褂、旗袍和三寸金蓮


王仲元

這是一張71年前(1935年)初冬攝于徐州的三人照。中坐者為我的曾祖母王彭氏。她雖目不識丁,然而,自從嫁到清清貧貧的王家后,用她那一雙三寸金蓮——封建禮教殘酷地制約了雙足,卻難于禁鋼睿智的頭腦——決心踏出兩步目標:其一,讓兒子們以種地為本,徹底擺脫貧困,確保溫飽;其二,讓孫輩們苦讀五經四書,實現升官發財的夢想!

就在1935年初冬,她端坐藤椅內拍照的那一刻,時年八十有一。平生第一次拍照的她,從她那深邃自信的目光和堅毅上挑的嘴角,透露出欣慰和豪氣。就在那時,她的兩步夙愿在風風雨雨中如愿以償——擁有土地千余畝,占據四進四合院且有串樓;她的三個兒子(我的祖父們)依然勤勤懇懇地侍弄著土地;她的六個孫子(我的父輩們)全都識文斷字。除兩個繼續務農,以準備一里一外接管上輩的家政外,其余四人中,一人做官,一人教私塾,兩人經商。
照片中僅有的一位穿大褂(如果是雙重布做成,該叫夾袍了)的男性,那是曾祖母的第二個孫子,我的父親王鈞白先生。他時年33歲,正在國民黨蕭縣縣政府監察長秘書的任上。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以及沉穩神態上看,他大有青云直上之征兆。
另一位穿旗袍(假如是用雙重布料做就,應稱夾旗袍了)的女性,是我父親的第二位夫人,我的嬸母劉穎昭女士(那時,有點兒地位的男性,可以討兩三個老婆)。我的生母王徐氏在鄉下老家操持家務,父親和嬸母在縣城任職。當時嬸母任縣婦女會主任,她有一雙毫未受過約束的腳板,顯然是屬于新女性那一類了。
然而,正當曾祖母的理想得以實現,家境如日中天之際,日本鬼子大舉入侵,打破了曾祖母及父輩們繼續發展的美夢。1938年夏,蕭縣縣城淪陷,父親和嬸母遠走桂林。不久,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日,父親在桂林鹽務局任職。
光陰荏苒,歷經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的曾祖母及祖父們早已先后謝世。我的父親和嬸母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大都傳說去了臺灣,后來才知寄居香港)。我的五位叔伯除全被劃為地主分子外,嗣后,一人被定為極右,一人被勞改。
這張71年前的老照片,是“文革”期間拜托一位遠房的親戚收存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曾向那位親戚提起收存照片的事,她向我表示歉意:“這么些年了,不知當時放哪兒了!”時過境遷,我還責怪她什么呢?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幾天前,這位親戚突然來看我,并且神采飛揚地晃動手中的物件,讓我猜猜她手中拿的什么。我丈二和尚,一時被她弄懵了!當她在我眼前展示時,我不禁“啊呀”驚叫了一聲!那是一張褪了色的三人照,據親戚說,在她的孩子翻一摞舊書時,不經意間從書頁中跌落出來的!
物歸原主,重見天日,這畢竟是件讓人興奮而又欣喜的事!不過,照片上的人物除了曾祖母早于1938年秋仙逝外,父親于1977年2月2日在香港乘鶴歸西,而嬸母也于1990年春在美國舊金山魂赴瑤池。唯獨令我欣慰的是,在照片之外,在萬里迢迢的舊金山,我姐姐王伊蘭和弟弟王伊桂尚健在。
如今,老照片仍在,而大褂、旗袍和三寸金蓮早已化為泥土。曾祖母的兩步目標最終難于維系。世事滄桑,社會變更,是中國共產黨造就了社會進步和科學發達,才走到了燦爛的今天,并會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
面對這張71年前的黑白老照片,我的西裝革履和花枝招展的兒女們,常常是一無所知地忍俊不禁,而我只能唏噓不已了。大褂、旗袍和三寸金蓮常常會在我的眼前晃動、晃動,老照片已實實在在地永遠印入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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