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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文学的主体基础


冯宪光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等报刊一直关注人民文学、文学的人民性的话题,国内文学理论界曾经一度出现“人民美学重新出发”、“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等一类说法,并且引起争鸣,成为近些年文学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引发这种理论思索的起因,正如欧阳友权所说,现实的文学状况的总体在某种程度上、在许多情况中实际上背离了人民共和国确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文学对人民的疏离和文学底色上‘人民性’观念的淡化”,“我们的一些文学创作离人民的要求越来越远。许多被媒体热炒的作品并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底层人民的苦乐悲欢、爱恨情仇,没有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艺术需求产生精神共振和心灵共鸣,而是谄媚市场,迎合时尚,用‘圈子心态’阻击民间立场,用‘贵族书写’遮蔽庶民诉求。”
  然而,欧阳友权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所提出的问题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王晓华在《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中认为,“将人民等同于底层,实际上是将人民性归结为阶级性。先将人民概念的外延缩窄,然后再以相应的人民性为尺度,决定何种文学具有人民性,其中的非法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人民性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最终显现为公民性”。“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本土性自由主义资源的国家里,要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学家就必须补公民文化的课。只有在学会以公民性为本位和尺度,中国作家才能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创造出真正的人民文学。”王晓华的论述在当下中国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希望按照“自由主义资源”来重新解释和建构文学的人民性。而包括欧阳友权和我本人在内的相当数量的人,不是从自由主义资源,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上来理解和解释文学的人民性。这是当前学术界对于人民文学和文学的人民性在理论资源的出发点上的一个重要分歧。
  这种分歧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理论界的一些人片面地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文艺方针的调整,逐步消解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总的口号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主体基础,简单地套用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理论的公民概念,直接将文学的人民性改装为文学的国民性或公民性。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文艺领域如何理解、解释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人民文学论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系统地阐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它的理论资源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那里,他们在很多著作里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状况、运行机制、危机根源和用另一种社会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前景,因此着重论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坚持用阶级性来划分社会的人群,相对而言较少使用“人民”这个词语,但是绝不是反对使用“人民”这个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概念。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学说是在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在1842、1843年间发表于《莱茵报》的许多革命性文章,集中地阐述了报刊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新闻出版的自由究竟是特权阶层的自由,还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问题,认为自由报刊应该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的观点,他说,“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一段时间,马克思还没有创立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那么,这些关于人民应该拥有的文学表达自由和对文学进行评价、裁决权利的论述,应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前言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说,“参加《莱茵报》的工作,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理论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推动他认真地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从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局限,逐步确立他自己的政治和理论观点,并为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的彻底转变做好了准备”。应该看到,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就把人民的主体基础放在了底层的工人身上。他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们的宠物,人们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工人劳动过程中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表明,马克思早年关于文学人民性的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表达工人情绪、意愿的思想是一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作的著作《神圣家族》中揭示了在社会存在的整体的人们的分化,“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认为,也受到封建专制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并不等于人民就是资产阶级,并不等于资产阶级革命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相反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甚至对立的底层民众,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但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里确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从此它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人民的概念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占据和控制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的统治阶级对立的下层广大群众,其主体基础则是工人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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