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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與互動


李 巖

  摘要:雅俗小說在現代文學三十年歷程中因歷史語境的不同呈現出此消彼長、互斥而互動的發展態勢,五四時期的特殊語境把啟蒙主義的高雅小說推到了歷史的前臺;內憂外困的20、30年代使通俗小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握手言和的雅俗小說在40年代應運而生。這種分離與合流,促使雅俗小說各以其獨立的品格及相互間的緊張疏離,不斷豐富和完善著中國的現代文學。
  關鍵詞:雅俗小說;分離;合流
  
  文學自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著雅化和俗化的不同發展趨向。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雅俗逐漸分離并呈系統發展, 成為文學殿堂內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然而,雅俗小說對峙中產生的緊張和疏離使兩者形成互補的態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合流的趨向。雅與俗的互斥與互動,構成了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文學多元結構中極其重要的一維,豐富和完善著中國的現代文學。
  (一)五四時期的特殊語境把啟蒙主義的高雅小說推到了歷史的前臺。
  20世紀初,具有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中西文化的對比中萌生了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和開闊的世界認同感,推行維新運動,以變法求國強。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把小說從文學的邊緣遷到了文學的中心,自此開了小說雅俗分野的先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民主和科學來挑戰傳統文化,把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當作思想革命的兩翼而相提并論。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一代文化精英,對人的自身價值和傳統封建文化的弊端有著理智、清醒的認識。因此,啟蒙主義文學成為五四時期籠罩文壇的主導性文學景觀。以文學進行啟蒙,既是作家的主動選擇,也是歷史對作家的一種委任。
  魯迅率先突入以啟蒙為主旨的小說創作園地而且初作《狂人日記》就把小說創作推向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峰。之后“新潮小說”、“問題小說”如雨后竹筍般涌現出來,這既是文化啟蒙主義創作思潮中最早結出的果實,又是社會轉型與思想啟蒙運動的產物。稍后,在北京、上海兩地涌現了一批年輕作家,他們帶著現代文明意識反觀自己的父母兄弟所生活的偏僻鄉村,倍感中國農村的封閉、愚昧、迷信與落后,創作了許多體現農民受封建精神壓制和奴役的鄉土文學作品。當然,最能代表啟蒙主義文學成就的是當時的文學研究會和創作社的作家們,其作品強化了文學形象的藝術塑造,顯示了文化啟蒙主義的悲劇性力量。
  此時期,通俗小說被啟蒙主義小說家們視為是違背歷史發展的逆流,故不加分析地給予嚴厲的批評。周作人寫《論黑幕》,認為黑幕小說的興起與袁世凱復辟帝制有關;錢玄同指出當時黑幕小說的流行,是北洋軍閥政府以“復古”達到“愚民”的一種手段。西諦在《文娼》一文中指出:“新近遇見了一位老朋友,談起上海那些無聊的‘小說匠’,我那朋友說:“你們稱他們為文丐,似乎還嫌太輕描,照他們那專好迎合社會心理一點而觀,簡直是‘文娼’罷哩!”我以為‘文娼’這兩字,確切之至。”[1]這是雅俗文學對峙最緊張的時期。
  在新文學陣營的打擊下,鴛鴦蝴蝶派等通俗小說在理論和創作上都受到重創,曾一度蕭條低迷。但其市場并未被完全奪去,主要的陣地如《人間地域》、《上海春秋》、《人海潮》等仍然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尤其是先有讀者群的熱烈要求,促使通俗文學沉寂片刻后再度活躍起來,出現了雅俗平行發展、雙翼齊飛的局面。曾倡導“詩言志”的朱自清先生,有感于那些不顧文學規律的“說教者”們的弱點,指出“正統的作品若是一味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文藝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里去。”[2]事實上,盡管五四后具有啟蒙色彩的高雅小說占據了文壇的制高點,但在其周圍汪洋恣肆的仍是通俗小說之海。
  (二)20、30年代的內憂外困使通俗小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
  歷史已經證明,五四新文學對現實的超越和突破,是在并不充裕的歷史峽谷中完成的,歷史沒有給知識分子以充足的時間來開啟民智,也沒有給廣大民眾以充足的時間來更新思維。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提出啟蒙主義的命題后感到文化活動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內外困擾,激進的情緒促使他們投入了可以立竿見影的政治運動。如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茅盾等都攜筆從戎,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1930年,左聯成立,第二年 “文藝大眾化”運動拉開序幕。從此,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革命、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被空前強化,鮮明強烈的政治社會意識和高亢激越的旋律,成為左翼文學的突出品格,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參與了歷史的行程,左翼作家們創作了一批以救亡為主題的作品。但也正是因為文學步入現時代,偏離了審美,往往淪為直切主題的類宣傳品。
  再者,當時廣大民眾生活極端窮困痛苦,絕大多數國民連一點現代文明的陽光都享受不到,苦難的現實生活無情地擊碎了現代文明帶給他們的一點點虛幻的撫慰。對現實社會環境的不滿,構成了隱伏在人性最深處的集體無意識,但是,世俗化生活環境下的他們不大可能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實踐上的抗爭。他們被壓抑了的需要便只能在精神上通過言情與武俠小說的虛幻的浪漫化情節得到變相的滿足。人們潛意識中對婚姻愛情自由的渴慕、對英雄俠義的企盼,理所當然地迎合了浪漫化通俗文學的讀者期待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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