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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中國古代敘事詩不發達的原因


趙 敏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各種文體都很完善,作品也浩如煙海。詩歌作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文學形式更是輝煌燦爛,藝術水平也達到了極高的境界。但是中國古代的敘事詩與抒情詩相比成就和比重都小了很多。本文擬從敘事詩的功用、中國古代詩論的偏好等四個方面探討一下中國古代敘事詩不發達的因素。
  關鍵詞:中國古代 敘事詩 不發達 原因
  
  詩歷來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體,各個時代杰出的詩人詩作層出不窮。從周朝的《詩經》到漢朝的樂府詩、古詩十九首,到唐詩的極大繁榮,宋元明清詩的繼往開來,詩一直在我國文壇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國古代詩歌偏重抒情,敘事詩的成就和比重則相對較小。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敘”為“次第也”;“事”為“職也”。又《國語·晉語三》與《禮·大學》的解釋,分別以“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都有“敘說、記述”以及“事件、事實”的意思。而“敘事”兩詞一起出現在古代文史著作中,則多為“記述事實”,“把事情前后經過記載下來”的含義。中國古代敘事詩也不乏名篇,如《詩經》中就有《生民》、《公劉》、《谷風》、《氓》,樂府中有《戰城南》、《陌上桑》、《羽林郎》。唐代有《長恨歌》、《秦婦吟》等,更有《木蘭詩》、《孔雀東南飛》這樣的經典之作。但是與西方同時代的宏篇敘事詩作相比,中國古代的敘事詩在規模與數量上相比也差距甚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古代記敘的任務主要由“史”來承擔
  
  中國很早以來就有記史的“巫史”,書史傳古,載文記言。“甲骨卜辭和《尚書》中的《商書》、《盤庚》、《微子》等都是出自巫史之手。”(馮天瑜《中華文化史》)由于受書寫材料的限制,記事比較簡短。再者,中國古代記史向來是為了借鑒之用,基于這種目的,記史就要求不夸張、不虛構,只重實錄。再加上后來儒者“不語怪力亂神”,將神話都轉化為“史”,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虛構和幻想。這樣情節曲折的長篇敘事詩產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以道德為本位的詩學觀,是其哲學思想的必然延伸。儒家學說是社會組織的哲學,也可以說是現實生活的哲學,它強調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和義務。他主張在不違背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適當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這種思想反映到詩歌問題上,就認為可以通過詩歌來表現下層人民的生活,揭發政治上的弊端,以引起上層統治者的注意,肯定了“詩可以怨”。但這只是說詩歌有向統治者諷諫的作用,是從詩的社會作用上論詩,而不是說詩歌可以記載神話,傳奇以供娛樂。
  
  二、中國古代詩論對形象的淡化及模糊性
  
  從詩歌語言的表現特點看,中國古代詩歌簡約、清雋的風格決定了中國古代不會產生鴻篇巨制的詩史。以《詩經·生民》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講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幫助的經過。這種言簡意賅、意蘊深遠的表現手法既制約了古詩創作的篇幅長短,使其不可能向長篇史詩發展,同時又呈現了別國詩篇無法媲美的精巧玲瓏、微言大義。
  老子提出了“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說法,莊子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和“至樂無樂”的說法,就集中表現了他們的文學藝術觀念。在一定意義上說,道家的文學觀念比儒家的詩學觀念還大,這是因為儒家主要是從詩歌的外部規律發生影響,而道家則從詩歌的內部規律上發生影響。盡管魏晉以來,哲學上“貴有”和“貴無”兩派激烈爭論,但是老莊的崇尚虛無以及有、無相對論卻深入人心,甚至成為一種民族文化心態。這種哲學觀念和民族文化心態,不能不影響到藝術創作,繪畫講究“空白”的作用,音樂講究“無聲勝有聲”,而在詩歌上就講究含蓄、淡泊,講究“言有盡而意無窮”。詩歌創作這種傾向反映到文論上,就必然要講究“虛實”、“繁簡”、“濃淡”、“隱秀”等關系問題。在虛實關系上,總的要求是要虛實相生,但認為“景實則無趣”,“太實則無色”,強調“景虛則有味”。皎然認為“興”所追求的審美境界是“但見性情,不睹文字”為“詣道之極”(興的研究概況)。中國詩歌講究“意境”、“余味”,即自然而不失詩意。如果說“味”所強調的只是詩歌形象自身必須給人以美的享受的話,“余味”所強調的則是詩歌形象的內涵應給予讀者以無窮聯想而產生深遠強烈的美學效果。詩之有余味,關鍵在于意象的含蓄、蘊藉。在我國詩歌中,意境往往蘊涵一種虛實相生、空靈晶瑩的美學要求,它集中體現了老莊美學思想與禪宗佛教意識對詩歌審美的浸染。
  這種理論的偏重還表現在對敘事詩的直接否定上,如明代陸時雍斷言:“敘事——絕非詩家所需……敘事則傷體……”清代王夫之對《石壕吏》的評價是“于史有余,于詩不足”。清人葉燮在《原詩》中對《長恨歌》的評價是“拙于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翁方綱在其《石州詩話》中則說:“詩至元白,針線鉤貫,無手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白居易的《長恨歌》在當時流傳甚廣,“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但在當時的詩評家眼里,此作在當時只有流行性而無經典性,沒有真正進入“理想讀者”的審美視野。對這篇敘事杰作的藝術成就,詩評家毫無知覺,更表明當時尚未確立敘事詩觀念。傳統文體學,從摯虞《文章流別論》到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始終沒有“敘事詩”一體。僅在南宋劉克莊《后村詩話》論《孔雀東南飛》中,初見“敘事體”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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