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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褚時健


劉建強


他看上去和藹但是虛弱,頭發花白蓬亂。英雄暮年,讓人唏噓。
褚時健老了。
王石記錯了褚時健的年齡。他2003年到云南哀牢山上去看望這位讓他尊敬的老人:“73歲的老人,經歷過那么多坎坷,精神卻那么好。”
那一年,褚時健75歲。
兩年過去,褚時健的身體狀況比王石的描述差了許多:走路緩慢,稍長時間的談話會讓他感到疲憊。2004年8月15日,來看褚時健的人比平時增加了幾倍,之后他因腦供血不足住了兩個多月的醫院。對大哥心懷崇敬的褚時佐回憶,褚時健曾前后昏倒過兩次。
在剛剛保外就醫的時候,去看望褚時健的人都要登記。現在這道手續免去了,但是能見到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已經習慣了深居簡出的生活。
離開企業近十年,褚時健的名字依然會喚醒許多人對他那段近于傳奇的生涯的回憶。盡管他說“不想想過去,那是自找麻煩”,盡管他滿足于站在連綿不絕的翠綠的哀牢山上眺望自己的桔園。
褚時健認為,企業領導者按規定到年齡要退休,可是按企業經營來說,“深深地懂得企業經營這個‘道’的人還不是很多,人才比較缺乏,真正能把一個難度大的企業搞好很不容易。我還是相信‘成敗論英雄’。這樣的情況,讓他多干幾年還是好。”他自認為“從當年來講,我們是成功的”。但他否認了媒體屢次討論的“褚時健復出”的事:“不可能,力不從心了。”
但他心里應該很清楚,自己在中國企業界乃至普通民眾心里的影響并未消失。

大營街

沒有人知道褚時健的準確消息。那些本來應該了解的人聽到這個名字都極力想換個話題,包括他的親戚。
“去年10月份有個客人說他去看一個剛放出來的云南名人,我還以為他說的是云南省省長,原來是褚時健。”昆明機場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說。
“誰能忘了他呢?”司機說,“那時候玉溪卷煙廠的一個普通工人每個月都拿到五六千塊錢。90年代初我去安陽出差,碰到那里的煙草專賣局局長,他說‘紅塔山’真牛啊,光安陽每年就有上萬箱‘紅塔山’在周轉。”那位局長說他準備去買1萬箱回來,可是只批到了700箱。
在云南,很多人對于玉溪卷煙廠當年的盛況都記憶猶新。締造紅塔帝國的同時,褚時健也使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影響力達到了難有人企及的高峰。“政府給褚時健立了一個賬戶,里面存了幾十萬元錢,作為他看病的費用。沒過多長時間,賬戶里的錢變成了幾百萬,都不知道是誰存進去的。”那位司機說。盡管褚時佐對此表示“不清楚”,但很多云南老百姓還是愿意相信并講述這個傳說。“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為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可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為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我曉得,我曉得,”在哀牢山中的居所里,褚時健平靜地說,眼中并未有絲毫波瀾,“他們有些人不了解全部情況,其實很難的事情做起來也很容易。”
可是,怎么找到褚時健呢?
在昆明打了無數個電話未果后,我們決定先到玉溪去。那里是褚時健的老家,也是紅塔集團總部所在地。玉溪距昆明一百多公里,其時當地紅十字會正在聶耳公園門口為東南亞海嘯受災國募捐。攝影師的一位朋友指點說,褚時健在大營街有一處別墅,是當地政府獎給他的。
大營街原是一處貧窮的村落,現在號稱“云南第一村”,皆因當年村里先后建起卷煙紙廠、錫箔廠等為玉溪卷煙廠供貨的企業,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看上去,它與華西村有某些近似,酒樓、公園、生態園、會議中心分布各處。
大營街村口賣柑桔的小販指著不遠處的小樓說那就是褚時健的住宅。事實是,那是褚時佐的房子。一位老太太指著一個年輕婦女熱情地告訴我們她是褚時佐的兒媳,隨后被另外一個女人小聲告誡,然后就不再出聲了。褚時佐的兒媳正在準備做午飯。
“我們從北京專程來看看褚時健先生,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否認自己身份數次后,或許被我們的誠意打動,那位年輕婦女答應幫我們聯系。“你們不要圍在這兒,一會兒我打電話給你。”
確認了“一會兒”最多半小時之后,我們開始在大營街漫無目的地閑轉。“我們都見不著他,”音像店的小老板說,“他平時不出來。”賣柑桔的小販肯定地說褚時健就住在離此不遠的別墅里。“沒有褚時健就沒有大營街的今天。”他說。對于為大營街做出巨大貢獻的那位老人的遭遇,他顯出不屑一提的神態。
褚時佐兒媳打來電話,答應吃過午飯帶我們去拜訪褚時健。她的爽快讓我們的午飯吃得順暢無比。兩個小時后,我們對大營街的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她的懷里多了一個小姑娘,態度也發生了逆轉。“找他的人太多啦。你們自己去嘛,我不得閑。”她明知道我們根本進不去別墅區的大門。她面前擺了柑桔攤,賣的正是褚氏兄弟在哀牢山區收獲的果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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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褚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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