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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中的友誼——外公馮乃超與鹿地亙


  

  李丹陽

  上世紀70年代,我的外公馮乃超從廣州回到北京居住。他在家里掛著一幅不大的風景油畫。外公告訴我,那是他的日本友人鹿地亙畫的。后來我才知道,鹿地亙在抗日戰爭中曾任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負責人。

  鹿地亙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縣,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外公馮乃超生于日本橫濱進步僑領家庭,曾就讀東京帝國大學,與鹿地亙為文學系的同期學生。他在校知道鹿地亙,但彼此沒有交往。

  九·一八事變后,鹿地亙發表了許多反戰言論,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迫害,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來到上海,上海淪陷后,鹿地亙夫婦避難香港。

  外公馮乃超1927年歸國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初參與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2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嚴重破壞,他受命到武漢在其岳父李書城(辛亥革命中為黃興的參謀長)手下任職,并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七七事變后,他從隱蔽狀態走出,投入抗戰文化工作。抗戰初期,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政治部下設的第三廳是主管宣傳工作的。郭沫若時任第三廳廳長,他出面請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

  1938年初,鹿地亙致信郭沫若,希望對方能給他在武漢介紹抗戰工作。郭沫若為此專門去找政治部部長陳誠,提出對敵宣傳必要,并請日本朋友協助工作。陳誠當即表示贊成,安排鹿地亙在第三廳第七處(對敵宣傳處)工作,馮乃超是七處第三科科長,負責對日文件起草,協助鹿地亙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

  馮乃超和鹿地亙這兩位曾同在日本最高學府就學的中日左翼作家并肩工作,很快成了很好的朋友。在鹿地亙眼中,馮乃超盡管文弱,卻是一位“胸襟開闊、寬容大度的文化干部”。兩人一起編寫日文宣傳品,用于在前線散發、對日本國民廣播和在日本上空投放;一起編教材培訓日語人才,還曾親到前線慰問。

  1938年8月,鹿地亙向軍委會建議設立對日軍戰俘進行感化教育的收容所。以后在湖南、廣西、四川、貴州陸續設立了這樣的收容所,亦稱“和平村”。鹿地亙常到收容所講演,與日軍戰俘談話,還向他們講解中國抗戰歌曲《長城謠》的內容。經過耐心說服,一些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被教育成反法西斯戰士。鹿地亙曾寫《和平村記——俘虜收容收訪問記》一書,由馮乃超譯成中文,連載于《救亡日報》上。鎮遠日俘所由于管理工作有成效,曾受到國際輿論的好評。

  武漢淪陷前夕,鹿地亙夫婦隨三廳一些人員撤至湖南。在長沙大火中,他們與馮乃超等脫險,一起乘車赴衡陽;隨后輾轉到貴州、廣西。1939年初,奉周恩來指示,馮乃超以政治部的名義在桂林籌辦日語政治干部短期講習學校。鹿地亙協助馮乃超對教材、科目等做了充分準備和計劃,并擔任該校特別教官,對各抗戰部隊抽調來的青年軍官進行培訓。在桂期間,二人住在一起,親如兄弟。

  抗戰勝利后,鹿地亙夫婦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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