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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歷史,沉重的愛


吳思敬

  愛情作為以性為基礎,以創造生命為指歸的富于超越性的精神活動,幸福與苦惱、希冀與絕望、圣潔與俗鄙交織在一起,不同個性的男女,在不同的宗教、經濟、文化背景下,在人生舞臺上出演了纏綿悱惻、生生死死、驚天動地的大戲。作為同人的內心隱秘與情感體驗聯系最為直接的詩歌,以愛情為抒寫對象,是最自然不過的了。中國古代有所謂“無郎無妹不成歌”的說法,各地的民歌,占篇幅最大的首推情歌。素以寫富于陽剛之氣的政治詩著稱的智利詩人聶魯達,也曾說過這樣的話:“首先詩人應該寫愛情詩。如果一個詩人,他不寫男女之間的愛情的話,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詩人,因為人類的男女結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董培倫便是這樣一位由寫愛情詩起步,并以寫愛情詩著稱的抒情詩人。他的《沉默的約會》、《太空之吻》等愛情詩名篇,曾在八九十年代的詩壇引起熱烈的反響。如今,他又推出了帶有自傳色彩的新作《藍色戀歌十四行》,這是詩人對特殊年代的愛情的追憶,我們從中讀出的不只是愛的醉人、愛的甜蜜,更有一種愛的沉重,歷史的沉重。
  真正的愛情詩,不應停留于對愛的簡單的示意,或是對愛情體驗的直白抒寫,而應如克羅齊所說:“這種真正成其為詩的愛情詩,是要貫穿著矛盾、焦慮、痛苦、歡樂、希冀、絕望和野性的貪婪,以及把這種野性的貪婪加以掩飾和沖淡的純真和端莊等七情六欲的,是要描述靈魂的完善和優美,描述靈魂為獲得更牢靠的成果而準備做出犧牲的那種英雄主義的,要描述靈魂超出一般人性而變得具有更大的廣度和深度的盡善盡美的人性的。”董培倫的愛情詩,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在追求愛情、培育愛情、得到愛情過程中的情感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克羅齊所要求的人的情感豐富性和人性的復雜性。詩人不僅真誠地表達了對自己心儀的女子矢志不移的愛,更以史家的眼光,寫出了特定時代愛的心靈史。
  這本詩集描述的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愛情。那是一個一切經過組織的時代,不僅你的政治生命、崗位升遷、薪水待遇要由組織決定,就是戀愛結婚也要由組織審查。一對有情人能否成為眷屬,不取決于自己,決定的因素是政審。身為現役軍人的詩人,他的愛情更是要由組織來嚴格把關。從詩集的前幾首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給詩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女子,全是由于政審被封殺。這樣當人家再給他介紹一位姑娘的時候,詩人說道:“我怕我的初戀再度遭到封殺/決定‘政審’通過之后再去相親……/她的長相如何我聽天由命/但愿上帝這次能對我開恩/只要‘政審’能夠順利過關/見面時她同意,我就是她的戀人”(《憑一張玉照我竟私定終身》)這就是那個時代“聽話”的革命青年的愛情宣言。以今天的眼光,你也許可以認為這樣的愛情太缺乏浪漫,太沒有自我,太奴隸主義了。但是在一個個性發展被壓抑,每一個人只能當“螺絲釘”的時代,那種“先政審,后戀愛”的模式便成了年輕人的無奈選擇。詩集所描述的愛情,便是在這種濃重的政治介入的背景下展開的。詩人心儀的姑娘,盡管直系和旁系親屬均無問題,只因接到過一封沒有任何政治內涵的香港來信,結果不僅她自己成了掌控對象,而且連累詩人的結婚報告整整拖了三年才被批準,從此,詩人的檔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三年外調只能證明一點:‘疑云’/源自一位赴港投親的守法公民/為防萬一‘男方要控制使用’/一個批示決定了我今生的命運”。盡管如此,詩人卻義無反顧,即使從此“仕途劃上一個句號”,也要與自己心愛的姑娘一起走下去。詩人的初戀,就這樣在苦澀與沉重中展開了。詩人所描述的愛情發生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天災人禍導致的物質的極大匱乏,階級斗爭“天天講”,城市與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愛情不能不處處刻著那個時代的印痕。于是,這里便出現了一般的浪漫愛情詩中極少見的細節描述:“我們相戀在溫飽不足的年代/糧票布票都是珍貴的禮物”,“我已節余十斤糧票/請你轉寄你的父母”(《我們的未來肯定幸福》);“剛剛發下十八尺布票/我真想把破舊的被里更換/而你要把布票留待結婚時使用/隨后將你用過的被里寄到我的面前”(《我已嗅到你的體香香氣如蘭》)。糧票、布票這些在物資緊缺的困難時期發放的購物憑證,居然成了傳遞愛情的信物。再看看他們結婚時的新房:
  
  我們雙雙住進軍人招待所里
  證婚人就是一張薄薄的結婚證
  沒有前來賀禧的親朋好友
  洞房內外像曠野一樣冷清
  兩床薄被合蓋在一起
  足以抵擋室內的陰冷
  一個茶幾兩個茶杯一個暖瓶
  組成一個篤新的流動的家庭
  (《恩愛的雙槳定能劃進如意的夢境》)
  
  如果說物質的匱乏還可以從甜蜜的愛情中得到補償,那么在階級斗爭擴大化、文化大革命成災的背景下,政治對愛情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滲透,則是對人的靈魂的更為痛苦的折磨。文革中年輕人以穿軍裝為時髦,于是“親愛的,按照你的吩咐/我已把軍裝寄給內弟/他說他穿起‘虎皮’去各地串連/他紅衛兵的矛頭所向無敵”(《誰也阻止不了他的爭強好斗》),但這樣做的結果,最終是害了這位內弟:“我那紅衛兵的老弟下場悲慘/他回學院參與私設公堂/將系主任打得氣息奄奄/以前他像白鴿一樣溫馴/而今卻像虎狼一樣野蠻”,詩人的憤懣與悔恨溢于言表。再如妻子懷孕臨產,拍來三封加急電報,催其回家迎接頭胎嬰兒的誕生,但此時正在“文革”高潮之中:“戰士揮拳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我把昔日的詩作交給火舌批判干凈/‘斗私批修’狠斗一個‘私’字/遠離家事才叫一心為‘公’/軍營的墻壁連夜涂寫偉人‘語錄’/徹夜不眠我把‘語錄’逐條背誦/‘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封回電拍去了我的‘事假難請”’。電報是拍了,但詩人的愧疚卻埋在心底,直到妻子“母女平安”的來信,才使詩人“淌淚的心靈”得以安慰(《一封回電拍去了我的“事假難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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