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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心狠手辣


楊銀祿


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比如,她把她的首任機要秘書閻長貴(在職時間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打成“坐探”投入監獄關押8年,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這里我再舉幾個例子談談這個問題。

剛剛下葬要扒墳

1968年1月2日,我調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沒多長時間,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電報。
我看過電報,歸心似箭,真想請個假回去看看,親自伺候伺候已經70多歲的老父親。等我冷靜下來以后,心想,組織上信任我,把我派到這里工作,工作還未熟悉就請假回家,實在難以開口。于是便默默地把電報放進辦公桌的抽屜里,沒有向任何人講,把難過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歸”的加急電報。噩耗傳來,我悲痛欲絕,怎么也控制不住難過的心情。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
閻長貴知道我父親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電話請示汪東興(因為江青已經睡覺)。汪東興考慮我調到江青處工作時間不長,還沒有正式和江青接觸,閻長貴還沒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處理,她不會找我處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無需報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家去料理老人的喪事。
汪東興批準我回老家以后,閻長貴派人替我買了火車票,又派車把我送到火車站。我就這樣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直奔父親居住的南屋,一進房門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蠟黃,直挺挺地躺在門板上的老父親。我大步跨到父親的遺體旁,抱著他的頭大哭起來,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親埋葬在我家的祖墳。
父親的去世,使我極度悲痛,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這時我患了急性胃腸炎,上吐下瀉,發高燒,渾身沒有一點兒力氣。原本想掩埋了父親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動彈,無法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養病。
第四天,中央辦公廳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干部科的干事毛尚元到我家催我趕快回北京,并帶來汪東興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楊銀祿同志,你的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當時,我上吐下瀉還沒有止住,高燒還沒有退下來,身體十分虛弱。老母親不愿意我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幾天。經過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親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說:“在外邊工作,身不由己,還是國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給國家了,忠孝就不能兩全,快點回去吧,不能為了家里的事,耽誤國家的大事。”我聽了老人的話,想馬上走,可是我站不穩,走不動,況且我的家離定縣火車站有45華里,那時我家又沒有自行車,怎么到火車站呢?還是毛干事有辦法,他從當地駐軍38軍要了一輛吉普車,當時,定縣的群眾分兩派,形勢比較亂,部隊的領導怕我們不安全,車上一位干部腰挎手*,一位戰士手持沖鋒*,把我護送到火車站,我們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東興的駐地。
我兩腿發軟,心發慌,一走進汪東興的會客室就昏迷過去了。汪東興的秘書高成堂見此狀,立即叫來醫生,給我打針,我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長時間,醒來以后,發現汪東興坐在我旁邊,他對我說:“你父親的后事處理完了吧?你父親剛剛去世,為什么把你叫回來呢?因為你回家前,王力、關鋒出了問題,被隔離審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懷疑她身邊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覺得身體好些了就趕快回釣魚臺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經過醫生的治療,我休息了一會兒,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輕松多了,就回到了釣魚臺。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發生了閻長貴“出差”(實為“隔離審查”)的事件。
閻長貴是1月9日被隔離的,1月10日下午兩點鐘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鈴叫我,我聽到鈴聲,就小心翼翼地走進她的辦公室。

她說:“我在中南海的辦公室,有一個保險柜,柜子里有一檔(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時候,你給我取回來,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丟了,也不能搞亂了,我說的你記住了嗎?”
我對江青的交代和問話用部隊的習慣用語:回答道:“記住了,江青同志還有什么指示?”我說完了,準備起身離開,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講話的聲音不能小點兒嗎?速度不能慢點兒嗎?你講話跟打機關槍一樣,我受不了哇!對這個規矩,你必須記住!”
我小聲說:“好!”
我參加工作10年,雖然遠距離地見到過不少中央領導,可是,如此近的距離和如此大的人物談話,還從來沒有過,但我卻絲毫沒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緊張。
回到辦公室,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感到內衣濕漉漉的。我脫掉外罩絨衣一看,襯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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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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